孙吴于江东立国，割据一方，在三国鼎立、南北对峙中绵延国祚，时间可谓久长。这得益于其制定了“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并予以很好的执行。关于这一国策的基本内容，我们可以概括如下：以长江为依托，以日益发展的南方经济为基础，以强大的水军为保障，依靠豪强大族的支持，实施战略防御，与北方政权相抗衡。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吴因何制定这样的国策，又是如何限江自保的，本文拟就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 孙吴“限江自保”国策的制定
孙吴为何要制定“限江自保”的国策而不是别的，实际上有两点需要回答：一是孙吴是否有条件、有能力限江自保；二是孙吴为何仅立足于“保”，而不是采取扩张与进攻的国策。因为对于孙吴来讲，如果其势太弱，则无力自保，必慑于曹魏的打压而臣服；如果其势很强则不满于自保，必舍防御政策而进攻。孙吴是在通过把握当时的局势和各种力量的对比，给自身准确定位后而制定这一国策的。详言之，我们作出以下分析。
（一）“限江自保”国策制定的条件
1 长江之险——限江自保的依托条件
三国鼎立的形成与维持和地理条件有着密切联系，蜀恃山川之阻，吴凭长江之险，在实力与曹魏相比不及的情况下，二者才得以分有天下。长江对孙吴的重要性从开始贯穿到终了。赤壁战前，孙吴面临着空前绝后的危机：长江之险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长史张昭等人对孙权说：“……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1]（卷六十五）张昭受托孤之重，何出投降之语呢？在他看来，没有长江之险，“保江东”就是一句空话，当时孙权众臣皆同张昭之议。惟独鲁肃与周瑜坚持抵抗，诸葛亮也对形势作出分析，指出“北方之人，不习水战”，[1]（卷六十五）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长江之险的实质。长江对北人有巨大的威慑作用，曹操“方船连舰”即是北人惧江之表现。最后孙刘联军击败曹操，使孙权获得限江自保的依托条件——长江之险。以后，终曹魏之世，北人都未能跨过长江。我们从魏文帝两次广陵观兵可以看出长江对北人的阻挡作用。黄初五年（224年）九月，“时江水盛长，帝临望，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帝御龙舟，会暴风飘荡，几至覆没。”[1]（卷七十）又黄初六年（225年）十月，曹丕“如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1]（卷七十）遂归。”魏文帝两次临江长叹而归凸显出长江在吴、魏相抗中胜过千军万马的作用。
2 南方发展——限江自保的经济基础
江南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不足的是生产技术落后和劳动人手不够。这一状况在东汉时得到改观，中愿地区的犁耕之法逐步在南方推广，水利灌溉事业从荆湘到会稽一带都大规模展开。南方的人口在东汉末期也达到一个高峰，如荆州人口由西汉的三百五十九万余增至六百二十余万，扬州人口则由三百二十余万增至四百三十三万余。[3]（P14，22）汉末军阀混战，大量北人避乱渡江南下。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下令庐江一带居民内移，结果“民转相惊，……户十余万皆东渡江”。[2]（吴主传）这些人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同时也扩大了南方的耕地面积。东汉一代对南方的开发为孙权立国江东打下了很好的经济基础。赤壁战前，孙权慷慨激昂，“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1]（卷六十五）可见他能与曹操对抗，是颇有些底气的。孙权在江东站稳脚跟后，就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他在境内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孙吴沿千里江防设置许多屯田点，强兵足食。左思在《吴都赋》中写到：“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乡之锦。”[4]（P1885）可以想见其农业之兴盛。孙吴还大力发展冶铸、煮盐、纺织及颇含军事意义的水利建设。尤其是造船业非常发达，为孙吴建立强大的水军和大规模水战的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孙吴“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正因为有了较坚实的经济基础才得以形成和持久地实施。
3 强大水军——限江自保的军事保障
限江自保最直接的军事表现形式便是以水军和水战御敌于长江。因此，发展强大的水军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知道，孙吴正是以水军立国。这一方面是环境使然，江南河渠纵横，湖泊众多，交通上所谓南船北马，孙吴在江东立国，自然要适应地势状况，发展水上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孙吴要进行领土的扩张或是保守疆土，都要发挥自身优势，依靠水军进行水战。因此，水军在孙吴的兵种构成上，占据主导地位，数量远远超过步骑，成为我国军事史上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兵种。长江水深江宽，水大不冻，为大规模的水军活动提供了驰骋和栖身的场所。而孙吴水军是在一系列水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早在孙策时就西击刘勋、黄祖，分别缴获“船千艘”、“船六千余艘”。[2]（孙策传•引江表传）接着，孙权在赤壁之战、袭夺江陵、夷陵之战中收编了大量水军和战船，使其水军进一步强大。孙权非常重视舟师建设，自造了众多舰船，如超越汉代技术水平的楼船，在赤壁大战中建立奇功、扬名后世的斗舰，行速极快、机动灵活的走舸等。赵咨所谓“浮江万艘，带甲百万” [1]（卷六十九）虽属夸张，但也非全为虚词。从一个侧面突出反映孙吴水军实力的是其庞大的舰队出海远行，如黄龙二年（230年）遣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嘉禾二年（233年）派张弥、许晏、贺达等“将兵万人”沿海路北上辽东；赤乌五年（242年）遣聂友、陆凯“以兵三万讨朱崖、詹耳”。（均见《三国志•吴主传》）孙吴水军在长江上的作战能力远非魏、蜀所能匹敌。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出濡须，望吴军“舟船器杖军伍整肃”，喟然而叹，遂“撤军还”。[2]（吴主传•引吴历）长江号曰天险，但孙吴若没有强大水军的守备，恐怕也不成其为险了。
（二）“限江自保”国策的制约因素
1 国力不足以反守为攻
在国家战略高度的层面上，攻守之策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力的强弱对比。如前所述，孙吴有能力以长江为依托保守江东。但考察魏、蜀、吴三国经济与军事实力，形势则判然明矣。曹魏占据十三部州中的九个，人口占全国的60%以上。北方经济虽经汉末军阀混战，遭受严重破坏，但由于其总体规模巨大，实力还是远胜魏、吴。孙吴统治区由最初的江东六郡逐步扩展至除益州外的南半个中国，地域不可谓不广。但构成封建农业经济的主体是人口和耕地，南方由于开发时间不长，耕地占整个国土面积的比例还很小，人口数量因北人南下而增加不少，但仍无法与曹魏相比。并且南方豪强大族占有数量众多的耕地和依附人口，严重影响国家的财力。从军事上来讲，兵员规模直接受制于人口数量。孙吴兵力远逊于曹魏，且江东实行大族世袭领兵制，国家统一管理、调动军队的意志力也受到削弱。孙吴割据一方已实属不易，又何来足够的力量反守为攻呢？诸葛亮在孙权称帝时对东吴的地位和战略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1]（卷七十一）
2 豪族不愿舍守为攻
孙权的东吴政权能够出现，主要是由于得到了江东及皖北大族的支持。豪强大族们只希望能维持江东的局面，并不企求北定中原，因为那样不能带给他们什么好处。江东本地大族这样考虑，南迁大族亦如此。孙权早期重用鲁肃、吕蒙、诸葛瑾等人，正因为他们想极力维护在江东得来不易的稳固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对孙吴政权不遗余力地支持。三国鼎峙后受到重用的吴中大族更是只想苟安江南。如夷陵之战打败刘备后，陆逊、朱然并不听从徐盛、潘张进兵白帝的主张，很快胜利收兵。再如太平二年（257年）诸葛诞叛魏，孙吴发兵救之，大将朱异不肯力拼，“以军士乏食引还”。[2]（三嗣主传•孙亮）孙吴政权与这些豪强大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政权统治的阶级基础，大族们在政治上受到重用，“公族子弟与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2]（朱治传）陆凯明言：“先帝（孙权）外仗顾陆朱张。”[2]（陆凯传）如此则豪强大族的意志对孙吴政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制定国家政策和各项战略决策时，孙吴君主要充分考虑大族的态度并基本顺从他们。黄武七年（228年）曹休被诱率步骑十万至皖城，孙权派陆逊带兵进击。本来这次是“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可谓“万世一时”的良机，然而“权先与陆逊议，逊以为不可，故计不实行”。[2]（朱桓传）由此看来，孙吴政权不可能违背大族“限江自保”的主张而对北方舍防御为进攻。
3 其它制约因素
我们说孙吴只能限江自保而不能改防御为进攻，除了因其国力不足以及受豪强大族意志影响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制约着。
首先是政治上的局限。古时正统思想及人心向背直接影响着各种政治势力的地位、施政方针的制定及其发挥作用的大小。曹操自建安元年（196年）“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剪除各个割据势力。刘备乃帝室之胄，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博得当时和后世史家的普遍认同。惟独孙权在政治上矮人一等，他只能以“匡济汉室”为词发展自己的势力，很难独树一帜，他迟迟不称王称帝即是为了减轻政治风险。孙吴不能越江而进取中原与其政治上的局限有很大的关系。
其次，山越在内部的牵制常常使孙吴政权无暇北顾。“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2]（贺全吕周钟离传）他们的居住地区靠近孙权的统治中心，对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励。”[2]（吴主传）孙吴要以很大的精力对付山越，自200年到237年，孙权对山越的进攻持续了三十八年之久。可以想见，山越问题亦是孙吴制定国策的影响因素。
再次，孙吴不能进取中原还受军事因素的制约。孙吴在江东立国，依靠强大的水军不惧任何来犯之敌，但离开南方利于水战的舞台，孙吴欲进取中原，则其水军几无用处。在北方，骑兵的作用至大，而南方恰恰战马奇缺。 “吴国之兵力不足北向以争中原者，知车骑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1]（卷六十八•胡三省注）所以，孙吴北伐中原在军事上也是不可行的。
二、 孙吴“限江自保”国策的实施
孙吴制定了“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它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呢？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全据长江”战略的提出与实践
欲限江自保，必须全据长江，也就是独据长江之险，而不能与人共有。因孙吴统治中心区地处长江下游，中上游的顺流之势对其有巨大的威胁，所以孙吴前期把“全据长江”作为其至关紧要的军事战略。
早在孙策起兵前，于江都向张纮问计时，张纮就向孙策规划出了战略宏图：占领江东后，进一步实现“荆扬可一”、“据长江，奋威德”。[2]（孙策传•引吴历）孙策对此深表赞同，在攻取扬州六郡后即向长江中游发展，进击江夏太守黄祖，只可惜英雄早逝，壮志未酬。临终前，他对弟弟孙权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2]（孙策传）希望孙权能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保江东”也自此成为孙吴奉行不变的国家战略。当时，鲁肃经周瑜引荐受到重用，他向孙权建议：“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孙权虽嘴上说“言非所及”，但内心深然之。[2]（鲁肃传）他在稳固江东后，即于建安八年“西伐黄祖，破其舟军”，[2]（吴主传）以后又于建安十二年“西击黄祖，虏其人民而还”[2]（吴主传）这时甘宁脱离黄祖，他献策于孙权“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他建议先取黄祖，然后“鼓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权深纳之”。[2]（甘宁传）终于在建安十三年灭黄祖，将势力伸向荆州，全据长江的战略由规划开始逐步实施。
荆州在三国的形成与鼎立之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曹操欲南下统一中国，荆州是最有利的切入点。刘备纳诸葛亮隆中对之策要跨有荆益，并以荆州为北伐的两个基地之一。而对孙权来说，荆州则是其全据长江必不可少的战略要地。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的胜利而结束，孙权在鲁肃的建议下以孙刘联合抗曹的大局为重，暂借荆州给刘备，但并未放弃对荆州的所有权。刘备西取巴蜀后，孙权决意讨回荆州，结果闹得剑拔弩张。219年刘备定汉中，取上庸，而荆州的关羽北伐，威震荆襄。西边的强大使东边感受到威胁，对地处长江下游的孙权来讲，荆州不在自己手中，就像头上悬着一把利剑，终究不会有安全感。吕蒙认为关羽“居国上流，其势难久”，献策孙权“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2]（吕蒙传）长江之险是不能与人共有的，孙权终于下定决心夺取荆州，以实现自己规划多年的战略目标。结果，吕蒙率部“白衣摇橹”袭夺荆州，使孙、刘、曹三方鼎峙的格局重又回到均势。自孙策以来“全据长江”的战略蓝图终于在孙权手中变成现实，完全意义上的限江自保也自此开始。
（二）构建稳固的长江防线
孙吴实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之后，吴蜀通好，形成与曹魏的南北对峙。吴国的防御形势怎样呢？吴纪陟曾奉使如魏，魏问“吴之戍备几何？”纪陟答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2]（三嗣主传•孙皓•引晋纪）如此长的江防线，孙吴怎样固守呢？全线列兵既不可能，亦无必要。孙吴的江防之策主要是控制长江沿岸的险要地带，建立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军镇。我们将其江防要点列之如下：自西向东长江北岸有建平、西陵、江陵、邾城、半洲、皖口、濡须口、广陵等；长江南岸则有夷道、乐乡、公安、巴丘、陆口、夏口、武昌、柴桑、虎林、芜湖、牛渚、建业、京城。这些地方或为京都大邑、州郡治所，如建业、江陵、武昌；或控扼水道入江之口，如夏口、皖口、濡须口；或地当津渡之要，如牛渚、京城等。在这些地方派兵驻守，可以有效地构筑稳固的长江防线。
孙吴在这些江防要地筑城或修建防御工事。如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自吴郡徙镇京城，筑南城；赤乌十一年（248年）朱然城江陵；建兴二年（253年）孙亮使卫尉冯朝城广陵。孙吴根据南方地形地势特点，适宜水战要求，创建了一种规模比城小的军事防御工事——坞。建安十七年（212年），孙权在濡须口背山临水筑坞，作为掩护东吴军从陆地撤入战船的依托。黄武二年（223年），孙盛率万人守备百里洲（江陵西江心中），在洲的四围临江筑坞，以抗击从水路进攻之敌。
孙吴为加强边防要地的守备，置军镇都督。据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吴于濒江要地，皆置都督。”[5]（P1611）其中所列二十几个军镇督，大多在前述江防要地。军镇督负责各自所守之城的防务安全。同时，为构建整体防线，还在重点设防的基础上，实行分段联防。如贺齐曾督扶州（建业西）以上至皖；吕范曾督扶州以下至海。诸葛融、步协各袭父职，分任公安督和西陵督，“（孙）权特使（朱）然总为大督”[2]（朱然传）节制二人。这样可以把千里江防线上的诸多之点连接起来，或协调支援，或集中御敌，或防止内变。孙吴对军事将领实行质任之制，各军镇都督一般有家属为质留京师，反叛之事很少发生。各军镇戍兵多是举家居之，久戍一地，安土重迁，遂能坚守。孙吴长江沿岸军镇的设置及军镇都督制的实行是较为成功和有效的。
除了固定的军镇驻军把守长江险要，孙吴还派有流动军队巡视长江。吕蒙就曾向孙权献计“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2]（吕蒙传）以此确保长江防线的万无一失。孙吴沿江戍守之策还有置烽火为警，“引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三十里，寇至则举，一夕行万里。”“孙权时，令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长沙。”[6]（P320）一旦有警，大量沿江屯候烽火传递军情，利于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
孙吴对长江防线高度重视，倾力确保其安全，因为这是“限江自保”的军事底线。
（三）守在江北，积极保江
孙吴倾力构建长江防线，但决非全部依赖这条防线。孙吴深知，消极防守只会坐以待毙。因为若把江北拱手让出，北方政权一旦撕破这条防线，则孙吴半点退路皆无。赤壁战前，失去长江天险，“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2]（吴主传）即为明证。黄武三年（224年）“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一夕而成。”[2]（吴主传•引晋纪）可以看出，一旦曹魏饮马长江北岸，孙吴便会恐怖异常。所以孙吴的限江自保决不能仅限于保守长江，而必须向江北纵深发展，构建江北防线。
赤壁战后，曹操对荆州的压力减轻，吴、蜀为实现各自的战略而进行的争斗前已述及，而东边的淮南从此成了魏、吴军事角逐的主战场。淮南是孙吴长江下游地区的屏蔽，曹魏占据合肥，对吴都建业有很大的威胁。曹操三攻濡须，犹如利刃直插孙吴心腹，孙权对此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公元209年之后，孙权的对曹战役，集中在争合肥，战淮南，择其要排列如下：
公元209年，孙权围攻合肥，久攻不下，退还。
公元214年，孙权率军进攻皖城，克之。
公元215年，孙权率十余万人进攻合肥，大败而还。
公元219年，孙权围合肥，无功而返。
公元228年，孙吴计诱曹休，陆逊大破休于石亭。
公元230年，魏筑合肥新城，孙权攻之，不克而还。
公元233年，孙权再攻合肥新城，无功而还。
公元234年，孙权众号十万，三攻合肥新城，败还。
公元241年，孙权兵分四路攻魏，全琮进军淮南，芍陂之战先胜后败。
以上所列9次孙吴发起的淮南之战仅有两次获胜，六攻合肥均无果而终。孙权为何屡败屡战呢？这里其实有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孙权进攻淮南可以起到御敌于长江之外、减弱长江防线风险的作用。从而在江北构筑蕲春—皖城—濡须—涂中—广陵的前沿防线。由此看来，孙权主动出击的目的是以攻为守，正如李焘在《六朝通鉴博议》中所说，孙权时攻江淮、江汉，却“北不逾合肥，西不过襄阳，以示武警敌”。[7]（卷二）诸葛亮六出祁山，锐意北伐，这与孙权进攻淮南的目的虽有不同，但可以说都是一种积极的防守和自保。在魏、吴对峙期间，孙权多次派兵依托水路向魏边境短促外线出击，或由边防守将诈降诱敌深入以在内线歼敌。战术上的进攻换来战略上的自保，这便是孙吴的御敌之策。
综上所述，孙吴全据长江，重点防御，以攻为守，构建长江与江北两道防线，较为成功地实施了“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
孙吴“限江自保”国策在后期诸葛恪当政时一度被抛弃，结果北伐失败，然后是三国鼎立之势破坏，长江上游的益州落入敌手，北方日益强大而孙吴内部政治日益混乱，这些导致最终的孙吴灭国，“限江自保”也画上了一个句号。我们对孙吴“限江自保”作出全面分析，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审时度势的务实之举，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明智决策。孙吴因之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能以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南方的开发和经营，对南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以后东晋南朝与北方的对峙中，“限江自保”的战略思想为南方政权吸收、利用，并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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