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十余年的努力，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终于面世了。第二、三两册的编稿和设计也基本完成，只待清绘制印。但此书半数以上的编委已经去世，其中包括硕果仅存的编委副主任、享年102岁的侯仁之院士，在世的编委最年长的92岁，最年轻的我也已69岁。

　　1982年12月，《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法学家张友渔任主任，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任副主任兼总编纂，副主任还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侯仁之、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念海、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翁独健，编委有林甘泉、余绳武、任继愈、高德、黄盛璋、邓锐龄、陈桥驿、邹逸麟等，几乎囊括了历史地理学界和相关学科研究机构负责人和学术权威，数百位专家学者承担了编纂工作，或参与协作。1983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议，确定了编纂条例，任命了各图组负责人，讨论了部分样图，编纂工作全面启动。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进度快的图组已基本完成初稿，但有的图组因前期成果有限，或工作量太大，人员不足，计划一再推迟。1991年10月，总编纂谭其骧先生突发脑溢血，丧失工作能力，延至1992年8月去世。编委会决定不再设立总编纂，由林甘泉、高德、邹逸麟组成助理小组，代理总编纂工作。张友渔去世后，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继任组委会主任，其间一度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汝信署理。

　　这项工作之所以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它的艰难程度和巨大的工作量。不少人以为既然已经有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再编《国家历史地图集》就会轻车熟路，这是由于不了解两者的差别。实际上，《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以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而《国家地图集》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历史地图集，包括远古遗址、夏商周、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宗教、农牧、工矿、近代工业、城市、都市分布、港口、交通、战争、地貌、沙漠、植被、动物、气候、灾害等20个图组，1300多幅地图和相应的表格、说明等。显然，这绝不是数量的扩大或重复，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质量的提高。

　　除疆域、政区等少数图组有较成熟的研究基础或资料相对集中外，其他大多数图组都缺乏前期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从头开始。与编绘现当代地图不同的是，前者一般都有现成的数据和资料可以利用，即使发现缺漏错讹也能通过实地测量、考察或搜集资料加以弥补校正，后者却只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证据。即使有幸找到遗址、遗迹或遗痕，也得进行艰巨的复原和重建，方能在地图上得到正确的显示。写论著可以用比较模糊的描述，编入历史地图的每个地理要素都必须确定其时间、空间和数量（或）等级的范围。例如要画一幅当代的植被分布图可以利用卫星遥感照片、航拍照片、实测结果、调查资料，必要时还可临时补充或核对，而要画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植被分布地图，就只能依靠分散的原始资料和有限的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已故研究员文焕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珍稀动物的分布，在史料中大海捞针似的收集资料。但直到他去世，有些种类还无法成图。例如，史料称“古时”“南方”或“楚地”有某种动物，在地图上如何表示？画在哪个时代，标注在什么空间范围？我国古代的农业史料堪称丰富，农史研究成果也不少，但要据以编纂历史地图却远远不够。为此负责农业图组的史念海先生从培养人才着手，招收了一批博士生，每人做一个历史时期的农业地理，完成了一批断代农业地理研究成果。为了保证质量，直到年近九旬，史先生都坚持亲自编图。

　　由于基础研究不受重视，“大干快上”，急于求成，政策导向不利，这类长期集体项目一度陷于困境。不少学科分支或备受文革摧残，人才青黄不接，或刚刚建立，中青年骨干急需提升职称，竞争基金和奖项，争取学术地位，对这类二三十年不出成果、个人作用难以区分的项目自然无法全力以赴。更大的困难则来自经费短缺，绝大多数图幅实际上已由我（编辑室主任）与图组组长一一审定签发，但第一、二册图集已经编定时，设计制印的经费却已山穷水尽。忽有某文化企业家愿意赞助，条件之一是要交他的企业出版，当时的国家出版总署破格批准。但不久该人出走境外，经费完全断绝。后由邹逸麟等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全体编委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后期工作方得以继续。

　　中国历史悠久，史料丰富，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历史地理研究具有独特优势，已有成果涉及自然、人文各主要分支，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具备的。如欧洲、北美的历史地图最多编至二三百年前，且只能以人文地理为主，而中国可编至二三千年前，且包括自然地理。如气候变迁地图能显示长时段的变化，而器测数据和现代观测记录不足200年，较完整的记录只限于很少地点。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在世界上拥有领先地位，有望对人类作出独特贡献。

作者：葛剑雄，原刊于《光明日报》201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