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时期的广西桂林聚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兼通文史和社会科学，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写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他们还以相应的组织机构为依托，以庞大的出版网络为手段，大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而为桂林以至全国的文化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 广西史学 桂林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广西桂林是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有关该地文化史（尤其是文艺史）的研究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重点。以往研究对于桂林地区的史学发展状况也曾有所关注[1]，但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总体把握和集中描述则比较少见，本文着力考察抗战时期聚集于该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群体活动状况，以求为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一点助益。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聚集情况

抗战前后，随着国土沦陷日剧，原先广布于大江南北的众多史学工作者开始向西南地区集中，而桂林作为当时的广西省会，交通畅达，是整个广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就吸引了众多史学家的聚集。出于工作和生活需要，在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以一定的组织机构为依托进行活动。从相关组织机构的运行状况来看，以1942年为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聚集状态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以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文化供应社、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大学等社会组织为依托，聚集了相当一批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筹备于1939年1月，同年3月正式开学，1940年底结束。它是新桂系为适应抗战需要而创办的以培养新型地方干部为目的学校。在地干校，著名史学家杨东莼担任教育长，每周进行一次“精神讲话”，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张健甫教授中国近代史，姜君辰教授社会发展史。文化供应社由中共党人胡愈之倡导，联合桂系民主派创立而成，始于1939年10月，主要出版抗日进步书籍。姜君辰曾是该社发起人，史学家杨荣国曾在社中任编导，宋云彬、曹伯韩等也参与过编辑工作，宋还担任过出版部主任。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10月，该会以学术研究为名行反蒋之实，是桂系当局为联络各派、网罗人才而牵头成立的。姜君辰、杨东莼、李达等人都曾是该会的研究骨干。而在广西大学，邓初民[2]、李达曾在此讲授过社会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后一时期则以桂林师范学院为中心，集中了一些独立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3]桂林师范学院筹建于1941年10月，当时定名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次年4月改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1943年改为国立。该校设有史地系和国文系，众多文史学家来校任教。史地系主任为陈竺同（建校初到校），教授汪士楷（1944年秋或1945年2月到校）讲西洋近世史[4]，宋云彬（1939年到校）讲中国近代史。谭丕模（1944年下半年到校）为国文系主任，主讲中国文学史和清季思想史，教授曹伯韩（1945年初到校）讲文字训诂。

在桂期间，这些史学家先后发表了众多史学著述。杨东莼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八大史学家之一”，早在二三十年代就以其译作《费尔巴哈论》、《古代社会》，著作《中国学术史讲话》、《中国文化史大纲》、《高中中国史教科书》闻名学界，但在桂期间由于忙于各种社会工作，史学研究斩获不多，他在离校前夕组织编写的《两年来的地干校》倒是有意识地收集、整理了关于地干校的众多史料。张健甫将自己在地干校授课的讲义整理成《中国近百年史教程》，1940年由文化供应社出版，影响颇大，两年之内再版6次。史学论文也有若干篇发表。宋云彬在文供社工作期间著述众多，编《高小历史教本稿》一册，曾选注《历史小品选》（1942年桂林立体出版社），其杂文《破戒草》与《骨鲠集》也先后在桂林出版。他还写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近代史论文，有代表性的如《四十年来宪政运动之回顾》（《国民公论》1940年第6期），《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文化杂志》1941年第1期），《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文化运动》（《文化杂志》1941年第3期）。杨荣国在桂期间则出版了《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1940年桂林写读出版社），同时还应邀分别为文化供应社写过《封建社会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什么》、《西洋经济史》，为新知书店写过《日本帝国主义的故事》，为石火出版社写过《西洋现代史常识》等通俗读物。姜君辰则将其社会发展史的课堂讲义写成《社会学入门》出版（1940年桂林文化供应社）。曹伯韩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帝国主义》、《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5年重庆生活出版社），《中国现代史常识》（1939年桂林石火出版社），再版了《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1939年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陈竺同也写了《中国文化史略》（1944年桂林文化书店）。谭丕模来桂前著有《中国文学史纲》、《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在师院讲学期间多次修改了《中国文学史纲》，而其第六稿终于在1947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名著《社会学大纲》出版于1937年，在桂任教期间他将此书人手一册地印发给学生。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也于1942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活动状态分析

桂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作为公开或秘密中共党员直接接受中共领导以开展学术和社会活动，如杨东莼、谭丕模、杨荣国、姜君辰等；一类作为左翼民主人士而开展活动，如宋云彬、汪士楷、陈竺同、张健甫、曹伯韩、李达等。后一类都曾是中共党员，他们或者由于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陈竺同、曹伯韩、宋云彬），或者受中共党内“左”的政策迫害而脱党（张健甫），或者因“托派”等问题与中共中央意见相左而脱党（汪士楷），或者为专心研究理论问题而脱党（李达）。尽管脱党原因各异，但在中共政策实现调整后，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共统战政策的影响，并常对中共的抗日民主活动给予支持。当然也有像邓初民这样接受中共领导却未曾加入中共的左翼民主人士，但毕竟只是少数。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面对特殊的抗战环境和微妙的政治生态，呈现出特有的群体活动状态：

1、工作去留受政治环境影响大，在夹缝中求生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教学、研究活动多带有明显的左翼色彩，加上本来或一度是中共党员，在国共政争的环境中遭受巨大压力，不得不在政治夹缝中求得容身之地。蒋桂两系矛盾甚深，几度兵戎，抗战开始后虽表面携手言欢，共赴国难，内地里却貌合神离，互相猜忌。广西作为桂系固有地盘，在抗战开始后逐渐遭到蒋介石势力的渗透，为维持统治地位，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鉴于自身力量不足，试图以开明政策吸引各方力量共同反蒋，于是接纳各省来桂的进步文化团体、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共党员，终于把桂林打造成著名的文化城。为有效组织各方力量，桂系打着“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集合各路反蒋势力，名义上开展广西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实则开展反蒋政治活动。为培植自身势力，适应抗战需要，桂系又提出“行新政，用新人”口号，废弃旧的民团干部训练方法，借民主、进步人士之力培养新的地方行政人材，由此决定创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这些举措都为既有反蒋意图又有学术水平、研究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预留了政治空间。而桂系内部派系也不统一，作为白崇禧老师、时任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的国民党左派李任仁，以及同盟会老会员、时任广西绥靖公署顾问的陈劭先比李、白更加开明，他们同情左翼民主人士的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并常常给予支持。如任用杨东莼做地干校教育长的建议就是李任仁提出的，而杨1940年6月辞职后又住在李任仁老家，继续开展各种活动。[5]

中共组织在相关史学阵地的开辟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周恩来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就与白崇禧谈判，提出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表示中共将实行做“好朋友”，“不挖墙角”的政策。武汉失守后，为给大批进步人士入桂寻求更多便利，周又建议白招贤纳士、网罗人才。[6]这些举措收到很好效果，有力照应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活动。八办建立后，成为中共组织在桂的领导机构，对包括地干校、汉民中学、文供社等机构内部的党组织进行领导。如在杨东莼负责的地干校，行政和教学基本由中共组织掌握，地下党组织还曾秘密调派党员到干校学习，正因有着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该校被称为“南方抗大”。文供社则是在生活、读书、新知等进步书店屡遭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由中共党员胡愈之以救国会名义联合陈劭先、李任仁创立的。杨东莼、胡愈之作为中共秘密党员与八办处长李克农单线联系，开展工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因为政治形势宽松而保有一定的活动阵地，同样也因政治形势转劣而遭受困难。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桂系在财政上受蒋介石钳制，政治上也开始向蒋靠拢，蒋系势力如“中统”等逐步深入广西。受反共活动加剧的影响，地干校于1940年底结束，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姜君辰去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作专任研究员，杨东莼去到四川成都大学当历史学教授，曹伯韩去到香港主持《华商报》电讯翻译工作，杨荣国也去到重庆做统战工作。1943年初，国民党中宣部要求接办文供社，文供社被迫改组，曹伯韩和宋云彬等也被迫辞职。这样，具有中共背景的史学家多数都被迫转移阵地了。而桂林师范学院这个学术阵地的开辟更加隐蔽，集中在这里的更多的是脱离中共后的左翼民主人士，适应了新的斗争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的新阵地。

2、不同政治背景的史学家互相引介，抱团中求发展。具有不同政治背景，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进入各组织机构，主要得力于史学家们在抗战的恶劣环境中能够抱团取暖，互相引荐。在地干校，杨东莼接受黄旭初邀请时提出了相应的任职条件，其一就是“干校”的人事由杨直接负责，不受掌管人事部门的牵制，并声明：平时接触的人各方面都有，比如徐特立，希望不要听信外界谗言。[7]得到黄的同意后，杨立马聘请了姜君辰、张健甫等来校任教。文供社也是一样，由胡愈之牵头，姜君辰等人响应，聘用一些刚刚南下桂林的进步人士作编辑，其中就有来自救国会的曹伯韩，来自第三厅的宋云彬。胡愈之曾指出文供社所用干部“大部分都是由李克农同志推荐的”。[8]至于广西建设研究会，由于主持会务的李任仁、陈劭先等用人不拘一格，同样聘请了杨东莼、李达、姜君辰等左翼学者。而在桂林师范学院，校长曾作忠治校理念兼收并蓄，多方延聘思想进步的学者来校任教，原先在桂有长期教学经历的陈竺同被聘为史地系主任，谭丕模与师院院长曾作忠、教务长林励儒有同窗、师生之谊，亦被聘请为国文系主任，由此吸引了宋云彬、汪士楷、曹伯韩等众多漂泊无着的左翼文史工作者。

3、不同时期的史学家群体活动存在明显差异。1942年以前，桂林的史学家群体在中共影响下积极开展进步工作，他们在不同机构中兼职，开展史学研究的同时，进行大量社会活动。如杨荣国在文化供应社工作的同时还任写读出版社编辑；杨东莼同时在地干校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工作；姜君辰则同时任地干校教员和《中国农村》战时版主编，还在新知书店桂林分店、文化供应社、广西建设研究会工作；张健甫则同时在地干校和文供社兼职；李达在广西建设研究会工作的同时，还在广西大学担任教职。学术研究与社会活动并进，是这群史学家的重要职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文供社还专门组织了读书会，姜君辰、宋云彬、曹伯韩、张健甫等人都参与其中，会议分享读书心得并对各种观点进行批判、分析，同时讨论稿件内容，统一宣传口径。据宋云彬回忆，探讨内容涉及封建主义、图腾主义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问题。[9]与之对比，在桂林师范学院时期，史学家们则专事史学研究与教学，社会活动的参与则相对较少，抗战期间诸如陈竺同、汪士楷、曹伯韩、宋云彬等人在师院并没有像前一时期的学者那样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兼职工作。不过对于进步活动，他们还是时有参加的。

4、史学家们利用优越的出版条件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抗战时的桂林有着强大的出版网络，有人指出抗战时期的“精神粮食——书，有80％是由它（桂林）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10]。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出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渠道。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供应社。该社编辑了大型理论性月刊《文化杂志》，该杂志影响很大，胡绳批冯友兰唯心主义哲学，李达谈社会发展迟滞原因的文章就发表在这上面，宋云彬、曹伯韩等人也为该杂志写过文章。文供社还出版过众多进步书籍，其中包括十七册的《青年新知识丛刊》，里面就有杨荣国的《封建社会是什么？》，还有《怎样研究历史》（林楚）、《被压迫民族问题》（戈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过》（李声玄）等等著作。除了在桂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著述外，也有大量来自外地学者的成果在桂出版，如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1939年新知书店）、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1943年光明书店）、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年文化供应社）、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年耕耘出版社）。另外，《建设研究》、《青年生活》、《中学生》、《国民公论》、《新道理》、《自学》等杂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阵地。

三、桂林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特色

相较桂林与重庆、延安两地，桂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特征[11]：

1、从治学偏好来看，桂林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纯粹的史学家并不多，更多的是文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除杨荣国专做思想史、张健甫专做近代史外，包括杨东莼、陈竺同、宋云彬、谭丕模、曹伯韩、姜君辰、邓初民等人，皆是进行文史哲或社会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譬如杨东莼就同时开展过哲学、文化学、历史学、新闻报道等方面的工作。宋云彬研究过文学史、思想史，还搞过杂文创作，其本人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谭丕模是著名的文学史和思想史家。姜君辰兼通经济学和社会学。陈竺同写过文学史、哲学史、工业技术史、戏剧史等多方面著作。曹伯韩涉猎过语言学、地理学、国际关系、通俗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邓初民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卓有建树。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桂林文化城特有的氛围有关，这里集中了大量文艺团体、文艺名人和文艺出版发行机关，也就为文史人才的集聚和培养提供了优越条件。政治环境宽松，但治史条件欠缺也是个中原因。

2、从治史领域来看，桂林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社会发展史、近代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为主。如邓初民、姜君辰的社会发展史，杨荣国、谭丕模的思想史，张健甫、宋云彬、曹伯韩的近代史，杨东莼、陈竺同的文化史。中国史学的基本领域如通史、政治史（近代以前）等考察反而相对较少。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概与前同。

3、从史著类型来看，以教材出版和通俗读物出版居多。桂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述中，诸如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宋云彬《中国近百年史》、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姜君辰的《社会学入门》、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都是教材。此外，他们还写了许多通俗读物。这可能与这些学者的个人境遇有关。事实上，桂林地区的这群学者在抗战时期很多都是常年漂泊，无论在生活条件、时间余裕、资料准备上都比较欠缺，难以致力于窄而深的学术研究，只好将多年讲学所积累的课堂讲义整理成书。宋云彬对此曾发过感慨：“龚定庵诗云：‘著书都为稻粱谋。’惭愧得很，我确然是为稻粱谋而编书的。近来颇有学无成就之感，想选定某一朝代的中国史作专门研究。‘假我数年，五、六十以学’，或者能有所成就吧？我希望今后能够不必再编写这一类书。”[12]这其中固然有谦辞成分，但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当时的胸臆。此外，教材和通俗读物易于编著，较有销路，传播面广，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改造社会的治学期许，自然也就成为他们的写作偏好。就是文化供应社、新知、生活、读书书店等进步书店，对此种形式的著述也是有着特殊偏好的。

桂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也与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共同的学术取向，那就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接受中共领导的史学家如杨东莼等勿论，就是被目为托派的汪士楷，也一直在坚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汪夫人杜綝就曾指出：“从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末，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指汪士楷）在高等学校任教，是全身心地投入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西洋史。”[13]学友杜畏之曾言道：“汪泽楷先生于二十年代初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从此以后，便一直坚持这个真理，不肯须臾背离。1929年冬，他被中共开除党籍以后，没有因此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却始终坚持，直到死日。”[14]同事张毕来也指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他（汪士楷）从不隐讳自己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在师院授西洋史课程时，从来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忠实传授。”[15]

坚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来考察历史问题，是桂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门径之一。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就明确指出：“这本小册子是着重于生产力去分析文化的进程。至于生产关系，就政教说，乃是权力生活，属于精神文化，而为生产力所决定。”[16]事实上作者也确实是从铜器、陶器、瓷器、玉器等工具来分析有史期第一阶段的文化形态，并从农业、畜牧业、商业等产业来分析其文化生活的。杨荣国研究中国古代唯物论思想时也曾指出：“在周末，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之所以那么发达，……这当然是由于铁制农具普遍使用后，封建的生产力特别发达，并且商业资本已在封建社会内部抬头起来为一大原因。”他并声明：“这在下列各章里叙述诸唯物哲学家的时代背景时，当做详细的阐明。”[17]所以他在谈老子、墨子、杨朱、荀子、王充等的时代背景时，都紧扣产业发展及经济关系进行分析。谭丕模对文学史的认知也是一样，认为文学“是社会经济基础上之必然产物，而被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所以“经济的变迁是文学发展的动力”。[18]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也注意阶级斗争的分析。张健甫从阶级势力变动考察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质，强调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封建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被迫实行洋务运动，民间也模仿西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设工厂，由此造成半封建社会。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大不利于旧社会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使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19]宋云彬考察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文化运动时直接从阶级角度切入，指出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维新运动则是统治者为“避免亡国的惨痛或革命的恐怖，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旧的地主经济逐渐蜕变为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20]曹伯韩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也没有脱离阶级分析，认为这是“农民反封建统治的斗争”。他还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而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21]

史学家们还开展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考察。姜君辰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人和自然相争的时代（原始共产社会），人和人相争的时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征服自然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三个大时代。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的，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则是劳动人们的斗争。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两千余年，当前必须进行国民革命以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相互勾结。[22]邓初民也强调历史具有法则性，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先史时代和正史时代，前者包括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后者包括奴隶社会（夏殷）、封建社会（周至清）和半封建社会（鸦战到现在）。[23]谭丕模在给中国文学史划分阶段时认为“要知道中国文学史展开的阶段，应当先知道中国社会历史开展的阶段”。基于自己的认识——西周到鸦战之后为封建社会，谭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具体划分。抗战时期，他又不断修改，并最终定型为：夏以前的文学为原始共产制时代的文学，殷商则为奴隶制时代的文学，西周以后为封建时代的文学，后者又被具体分为四期。[24]

他们治学的又一个特征就是联系现实，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觉悟。抗战时期，汪士楷在汉民中学教历史课时就善于联系实际，如他讲中国近代史某些章节，总是抓住火候进行评说，指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军阀混战是中华民族积弱受欺凌的根由。他也常借国民党弃城失地、日军轰炸屠杀的事例，教导学生要永远铭记国破家亡的屈辱历史，并强调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绝不会灭亡，不能悲观丧气。[25]姜君辰的“社会常识”课常常结合广西少数民族实际生活来讲授唯物史观，宣传资本主义世界的没落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指出中国社会发展要顺应俄国革命开始后的时代潮流，并要以俄国革命为师为模范。[26]张健甫谈满清入关给汉族带来的灾难，特意指出其屠杀、文字狱、奸淫掳掠等行为正与日寇当下的行为无异，而太平天国因内讧而自取灭亡尤为值得后人借鉴。[27] 宋云彬析论章太炎在清末经今古文派之争中的贡献，肯定章在学术思想上的革命立场，认为章从古文家立场来揭露孔子的真面目，指出康有为等假借孔子以献媚满清，“在当时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思想斗争中，给予改良派以莫大的打击”。宋还特别表扬章一贯的民族主义，认为“假使他至今尚未作古，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坚持统一团结抗战到底的一个”。[28]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全国两大文化城之一，它集中了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而这其中就有一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兼通文史和社会科学，由此根柢他们写作了许多富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他们还以相应的组织机构为依托，以庞大的出版网络为手段，大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从而为桂林以至全国的抗战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