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中期艺术品进入生活的助缘——商业价值观

中国儒家传统价值观鼓励士人建功立业，扬名立身。而明中期以后，王阳明“心学”流行，人们开始注重现世享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观念，将传统理学家视为万恶之源的“欲”，看成天经地义的“道”。李贽在《焚书》中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1]“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2] “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反不如市井小民，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3]此时登科及第不再是文人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出路，经商致富同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这是明中期以后儒家传统价值观在商品经济社会条件刺激下异变的结果。此时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巨贾纷纷经营产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舆，为翰林编修。北野官至郎中，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时中，其兄九峰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定庵官至宪副，弟时信亦京朝官，与李文正结社赋诗，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他如蒋给事性中、夏宪副寅、许佥宪璘，致仕家居，犹不异秀才时。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4] 对于这种行为，李贽解释道：“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但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迩言也。”[5]穿华服、尝美食、耽声色、游侠邪等行为，被看成符合天性的正当需求。“近数十年来，士习民心渐失其初，虽家诗书而户礼乐，然趋富贵而厌贫贱。喜告讦，则借势以逞，曲直至于不分；奢繁华，则曳缟而游，良贱几于莫辨。礼逾于僭，皆无芒刺，服恣不衷，身忘灾逮。”[6]正因为追逐物欲的价值观得到社会认可，致使明初所定的以伦常等级观念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走向解体。

对于明人有关古董样式与格调的著作，最早可见曹昭的《格古要论》，该著述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共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包括玉器、玛瑙、珍珠、犀角、象牙等）、金铁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五论。明中期以后，富商巨贾以僭越礼制的奢华消费为手段，炫耀身份、地位，力求彰显自身价值，以赢得社会认可。他们模仿文人士大夫的穿着和谈吐，设置书房、收藏古玩字画等，把文化消费视作与文人士大夫竞争的方式。文人士大夫深感来自富商巨贾的挑战，为克服内心的不安感，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宣扬文人对物和精致生活的审美标准，试图以审美品位控制文化消费的话语权，以维护自身现有的社会地位。商人渴望摆脱受歧视的传统社会身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社会地位；而文人则把持文化消费话语权，与商人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现象既是社会变革的前提，也是社会变革的结果。从消极方面看，直接导致整个社会弥漫在竞尚豪奢、金钱至上的风气之中；而从积极方面看，则促使思想、文学、出版、艺术、工艺美术等各项文化领域及其相关商业进入到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种积极意义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该地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和太仓直隶州，是明代城市化程度最高、消费文化最为盛行的地区。其中，苏州是明中期以后时尚文化的发源地，“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7]苏州的绘画、文玩、雕竹、玉器及嵌螺钿、八宝嵌漆等众多艺术商品，不仅为社会精英这一小众群体所独有，还引导了大众的消费意识，激发了大众的消费热情，搭建了艺术商品的多重消费平台，形成购销两旺的艺术市场，很多工艺美术大师在市场的淘练中脱颖而出，此时艺术商品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格调影响了此后的一个多世纪。

二、仇英《清明上河图》的学术价值

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辽宁故宫博物院藏，绢本，工笔重设色，纵 30 厘米，横 987 厘米。卷首有“石渠宝笈”朱文方印和朱文圆印各一枚，还钤有“乾清宫鉴藏宝”、“乾隆御览之宝”、“宝笈重编”、“乾隆鉴宝”，卷后有“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之印。卷轴末尾的下角，用蝇头小楷署款“仇英实父制”，下盖朱文篆文“十洲”圆印和“仇英之印”方印各一。另外，画卷前后均钤有明项元汴“槜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画卷除卷首有黄永玉题写的“清明上河图”之外，没有更多的字迹。仇英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见于的著录有: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高士奇江村书画目、杨恩寿眼福编、石渠宝笈初编、十百斋书画录等书。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仇英《清明上河图》，详尽描绘了明中期苏州的商业、文化活动和民俗风貌，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这幅长卷既是传世仇英同题材诸本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一幅，也是研究明代中后期苏州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明代商业在规模、商人数量、活动范围和资本积累上远超前代，商业文化也独具特色，影响深远。商业与消费，重塑了明中期以后苏州等江南城市的社会结构，其社会关系正如仇英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那样，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动态变化。明初朱元璋为稳定社会秩序，一直推行“明尊卑，别贵贱”的儒家礼制，房屋、服饰、器用等生活资料都有严格的等级用制。而明中期以后，整个社会掀起了僭越礼制之风，身份不再是划分社会层位的唯一标准，而是身份、金钱、品味，即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并重，于是消费需求和生活方式成为衡量某人或某阶层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正德以后，皇权不断衰弱，对其绝对权威性的挑战甚至来自官场斗争。“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8]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此言，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的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点。此类政见发酵到民间，渗入到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就是人们开始对明初确立的社会等级秩序进行挑战，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竞炫豪奢，彰显贵贱无辨的生活状态。

明初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太祖朱元璋实行严格的路引政策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以便将人们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而明中期以后，江南商业城市迅速崛起，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和较为自由的生活状态，吸引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骤增、规模不断扩大。如松江地区“隆、万以来，生齿浩繁，民居稠密，幸享承平，足称富庶，倘兵燹陡发，驱民入城，无论乡镇，即四郊外十里许，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9]这给土地造成极大压力，“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10]此时江南的商业城市中出现了很多新兴行业，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与市民阶层休闲活动相关的服务性行业；二是混迹城镇，以各类手段谋生的游民。正如归有光所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11]姚旅在《露书》中阐明观点：“《枫窗小牍》载王禹称上疏云：‘古有四民，今有六民。’谓‘古者农即兵也，今执戈之士不复事农，四民之外又一民也。佛教入中国，度人修寺，不耕不蚕而具衣食，五民之外又一民也。’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借籍三清，专门符水，六民之外，道家又一民也；钱权子母，药假君臣，七民之外，医者又一民也；灼龟掷钱，自谓前知，蓍草梅花，动称神授，驾言管辂，笼络孔方，八民之外，卜者又一民也；手抱五行，口生七政，九民之外，星命又一民也。姑布稚孩，麻衣糟粕，十民之外，相面又一民也；寻龙第一，青乌无双，十一民之外，相地又一民也；技擅攻城，智能略地，十二民之外，弈师又一民也；额瞬眉语，低昂在夫口头，赤手空囊，珠玉推于半壁，十三民之外，驵侩又一民也；生长烟波，惯听风水，身寂岸飞，千里坐至，十四民之外，驾长又一民也；缓行如桎梏，飞步若甜饴，任不借一双，踏河山百二，十五民之外，舁人又一民也；论斗不论星，论君不论民，始于五虎，终以翻龙，十六民之外，篦头又一民也；臭过鳆鱼，香云龙桂，钱乙何亲，赵甲何薄，十七民之外，修脚又一民也；捏手捏脚，揣前揣后，十八民之外，修养又一民也；藏龟真传，瘦马捷法，粉胸翠足，螺黛朱唇，机关日练，媚态横施，簨纲满前，贪坑无底，十九民之外，倡家又一民也；彼何人斯，居夫簾子，翠袖罗裙，曰男如女，两两三三，拔十得五，二十民之外，小唱又一民也；改头换脸，世态备描，悲令人悲，怒令人喜，廿一民之外，优人又一民也；吞刀吐火，度索寻撞，聚众山于目前，种瓜蓏于顷刻，廿二民之外，杂剧又一民也；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杂，官何敢问，廿三民之外，响马巨窝又一民也。宋侈之民，今隆十八。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穑，除二三小技其余，世人奉之若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悬钟鼓，比乐公侯，诗书让其气候，词赋揖其下风，猗与盛哉！”[12]他们混迹城市之中，虽然政治、经济地位普遍不高，却是日益壮大的新兴社会力量，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苏州画家唐寅在《江南四季歌》中描述了家乡四季的生活景象，“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满城旗队看迎春，又见鳌山烧火树。千门挂彩六街红，凤笙鼍鼓喧春风；歌童游女路南北，王孙公子河西东。看灯未了人未绝，等闲又话清明节；呼船载酒竞游春，蛤蜊上巳争尝新。吴山穿绕横塘过，虎邱灵岩复元墓，提壶挈榼归去来，南湖又报荷花开；锦云乡中漾舟去，美人鬓压琵琶钗。银筝皓齿声继续，翠纱污衫红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里人如玉。一天火云犹未已，梧桐忽报秋风起；鹊桥牛女渡银河，乞巧人排明月里。南楼雁过又中秋，悚然毛骨寒飕飕；登高须向天池岭，桂花千树天香浮。左持蟹螯右持酒，不觉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时，橘绿橙黄洞庭有。满园还剩菊花枝，雪片高飞大如手；安排煖阁开红炉，敲冰洗盏烘牛酥。销金帐掩梅梢月，流酥润滑钩珊瑚；汤作蝉鸣生蟹眼，罐中茶熟春泉铺。寸韭饼，千金果，鳖裙鹅掌山羊脯；侍儿烘酒暖银壶，小婢歌兰欲罢舞。黑貂裘，红氆氇，不知蓑笠渔翁苦！”[13]怡人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人文环境，使苏州成为明中期以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城市，许多苏州市民依靠手工艺制作谋生。据《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徐宪卿奏被灾疏称:“苏郡之民，游手游食者多，即有业不过辇玉点翠织造机绣等役。”[14]“器用属金扇有毛金、红地金、雨雪金、熏金；扇骨粗者出齐门，其精工者有马勋、蒋三，大小圆头，玉台直根，王梅溪雕边，传为珍玩……席出虎丘，其次出浒墅；铜香炉出郡城福济观前，间有名手仿造宣铜乳炉、鳅耳、鱼耳、戟耳、马蹄、法盏，压经井口等款，以药煑藏金、栗壳等色；麻手巾，出齐门外陆墓；蒲鞋细边深面款制，极雅。又一种秋凉鞋，出嘉定；竹筋，阊门外有削筋墩；藤枕，治藤为之出齐门外，粗者出梅里；蜡牌出郡城桃花坞；木梳有黄杨、石楠二种；斑竹器出半塘，椅、桌、香几、书架、床榻之类，填以银杏板，制造极精；书画卷轴出阊门专诸巷，赝笔临摹，止供贩鬻；提琴、弦子、笙、箫、管、笛，吴人善音律，故制器亦精；绢器，内用坚厚隔帛，饰以绫锦，制香盒、台几及扇砚、图书、窑器等匣；昆刀出昆山，文房剪裁之属，装贮匣内，有七事件、二十八宿等名；竹笔筒出嘉定，刻成人物山水，朱小松擅名；又臂阁、酒盏及竹根大蝦蟆中藏，小者百枚，以为猜枚之戏；纸帐以泾县棉纸制成，画大枝梅花；羊毫笔，其法传自吴兴。狼毫水笔，尤健；金线，以粉纬为骨，外用切金条，捻成竹丝盘盒。”[15]“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奢于江北而江南之奢又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亦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16]吴地所制服饰、器用等手工业产品工艺奢华，因而引得四方竞相效仿，虽然致使奢侈之风愈演愈烈，而客观上却催生了一批匠心独运的工艺美术大师。据张岱《陶庵忆梦》卷2:“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则是砂与锡与价，其轻重正相等焉，岂非怪事！一砂罐、一锡注，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17]这些工艺美术大师是市民阶层中艺匠的代表，而玲琅满目、分工精细的手工艺商品，在苏州城内的专卖店中多有销售，仇英《清明上河图》中也进行了细腻的描绘。

仇英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太仓人，居苏州，弘治、嘉靖时人。存世画作有《汉宫春晓图》、《桃园仙境图》《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松溪论画图》等。他是彩绘漆匠出身，才艺超群。师从苏州画家周臣，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功底。曾以画匠身份，长期客居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中临摹古画，创作了大量精品。据清人吴升《大观录》记仇英《沧溪图卷》上跋:“檇李项子京收藏甲天下，馆饩十余年，历代名迹资其浸灌，遂与沈唐文称四大家。”[18]这一经历使他终成“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19]的高手。仇英所绘题材大致分为摹古之作、传统题材、现实生活三类，《清明上河图》是其现实生活题材的代表作。绢本，平涂设色，色彩沉重厚实。全长9.8米，卷末署款“仇英实父制”。全卷采用青绿重彩工笔技法，利用中国画散点透视原理，将重点景物有机结合，以山川、河湖、城墙、桥梁等景致分割画面，使之张弛相间，连贯自然。绘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各色人物二千二百余人，以简练的线条描绘人物动态，通过对其动作、神态、服饰等方面的详尽描绘表现身份。画卷流传有序，先经晚明著名鉴藏家项元汴珍藏，清乾隆年间入藏内府，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之名，陆续将包括此画在内的1300余卷书画珍品盗运出宫，先在北京醇亲王府和天津静园、张园短暂收藏。1932年，这批书画被溥仪带到伪满洲国都城---长春(当时称新京)，藏于伪皇宫“小白楼”中。1945年8月，溥仪携带包括此画在内的部分书画乘小型军机逃往日本，途经沈阳机场时，被东北人民民主联军和苏联红军截获，这批书画先由东北人民银行代管，后归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

仇英《清明上河图》画卷以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开篇，以一段水上仙台收束，所绘天平山、运河、古城墙及标志性建筑皆清晰可辨，既有街巷、桥梁、河道、码头、民居、店铺、舟楫、戏台、校场等场面，又有婚娶、宴饮、雅集、演艺、田作、赶集、买卖、渔罟、占卜等细节。唐寅在《姑苏杂咏》中吟道：“长洲茂苑占通津，风土清嘉百姓驯；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20]仇英用画笔将这一生活风貌生动地记录了下来。该画卷结构基本保留了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景物和情节顺序，与之不同的是，仇英所绘城墙为石砌而非土筑，建筑、商铺也与张版不同，可见仇英《清明上河图》是袭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主题，旨在将明中期苏州城“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21]的繁华景象入画的创新之作。整幅画卷以京杭大运河苏州段贯穿全城，画面依运河沿岸风光逐次展开，绘画了苏州城的河运繁忙景象，展现了运河在当时苏州商业构建和城市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全卷描绘了各个阶层的文化娱乐方式，既有村口上演的草台社戏和县学门口的木偶戏，又有豪贵燕集，邀请班社至家中演出的场面；既有郊外乡绅精雅的住宅和房室陈设，又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的生活景象；还有反映明中期以后尚奢婚俗的迎亲场面；画卷通景分布着不同服饰、不同社会身份人士骑马、坐轿、骑驴、步行、推独轮车、挑担等出行状态，绘画了“专门内伤杂症”药室、“男女内外药室”、“小儿内外方脉药室”等专科医疗机构，以及“道地药材”和“万应膏药”等药铺场景，反映了明中期苏州市民的医疗状况；由于此时服饰、器用等被广泛僭越使用，促使打造银器铺、金银首饰铺、家具作坊、成衣铺、典当铺等涌现在苏州城大小商业街巷之中。而京货店、南货店的售卖场面，则是明中期运河物流南北通畅的体现；从画中所绘私塾、县学、社学等教育机构都设在商业街上，可知这些学校的学生应有不少商人子弟。自正统元年起，政府将南方七省的税粮改征白银，“金花银”的推行促进了田赋的货币化。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建议将“开中”贸易货币化，准许盐商直接以白银向政府购买盐引，取代以往将粮食运到边疆军队换取盐引的做法。政府将税收方式改为征银，使人们必须通过商业途径换取白银，用以完纳赋税和实现市场交易。画中倾银铺内的生意场面，反映的正是明中期白银货币化的史实。画卷对城内的豪贵深宅、郊外的乡绅小院以及青楼妓馆等屋内的陈设细节进行了描绘，多为细桌上放香炉、花瓶、插屏等器，墙上悬挂书画，家具考究，铺陈文雅；画中描绘的“精裱诗画”店、“诗画古玩”店和多个古玩地摊场景，无不买卖兴隆。仇英将苏州社会弥漫的时尚文化和商业氛围定格在《清明上河图》上流传至今，因此该画卷既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风俗巨作，也是研究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和文化史的有力图证。

三、解析仇英《清明上河图》的商业文化内涵

江南地区南有钱塘江，北有长江，内有运河、太湖等水系。永乐七年六月初二日，苏州知府况钟在《修浚田圩及江湖水利奏》中谈到：“近见苏、松、嘉、湖四府地方，内有太湖、傍山湖、阳城湖、沙湖、尚湖、昆承湖六处地方，广阔约量三千余里。”[22]众多中小河流与大运河纵横交错，构成纵贯南北的水运交通网。江南各府因水网连为一体，形成富庶的商业城市圈，“天下之赋，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归吴会。”[23]运河是苏州城市繁荣的必要条件，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北段，至元代已废弃。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开始疏浚运河。在从永乐九年起的五年时间里，16.5万民工清理了山东境内的河床，并修造新渠、河坝和水闸，水道重新投入使用。“陆路脚力之费，数倍于舟，且又劳碌”[24]，大运河的贯通，有效促进了商业网络向南直隶北部、河南和山东的大运河腹地延伸。仇英《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很多由纤夫拉拽或在河中行驶的航船和装饰华丽的彩绘官船。它们以苏州城为起点或目的地，繁忙地装卸着货物。这些彩绘官船并非只运输官方物品，负责漕运的水手为求免税之利，往往挟带货物或替人捎货。“原来大凡吴、楚之地作官的，都在临清张家湾雇船，从水路而行，或径赴任所，或从家乡而转，但从其便。那一路都是下水，又快又稳；况带着家小，若没有勘合脚力，陆路一发不便了。每常有下路粮船，运粮到京，交纳过后，那空船回去，就揽这行生意，假充座船，请得个官员坐舱，那船头便去包揽他人货物，图个免税之利，这也是个旧规。”[25]官船与私人货船在苏州城内外运河上交织往返，成为仇英入画的一道商业物流风景线。

画卷开篇沿运河从苏州郊外的风景起笔，过虹桥、至城门入市区，直至西部城郊，但见青山幽远、绿树吐芽，桃花盛开。一牧童横笛牛背，吹着小曲儿穿过树林。一名放着风筝、几名嬉戏玩耍的童子，四只羊儿散牧在草地上。近景是潺潺的溪水，远景是扬帆的航船。村口的简易草台上演着社戏（图1），台下挤满男观众，只有稍远的围栏外有些女子，一人扛着凳子进场，准备观看。醵钱演戏是民间班社的营利方式，俗称“春台戏”。一位戴幞头、穿长袍的文士过桥，童子携琴随后。背着行囊、推着独轮车或挑着货物的路人匆匆进城，其中一位文士骑马前行，童子携行李跟随。不远处桃花盛开、绿树掩映，牧童们在草地上嬉戏，他们放牧的马、牛、羊正休憩、吃草。远景江边，纤夫们吃力地将客船拖上岸。一座清雅的乡绅小院前，是一行吹吹打打、正在进城的迎亲队伍，热闹的景象吸引着童子们在院门口驻足观看。（图2）明中期以后，冠寿礼、婚礼、葬礼等人生仪礼，在名目、开销、程序、仪式及陪嫁妆奁、丧具营葬等方面尽显奢华，“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26]，苏州甚至出现“婚丧过侈，至有须产嫁女，贷金葬亲者”。[27]画卷中走在迎亲队伍最前面的是手举金瓜等“旗锣伞扇”的仪仗队，紧随其后的是鼓呐喧天的乐队，接着是担酒牵羊的婚宴队，花轿后面还有一人举着大礼盒。花轿式样华丽，轿顶彩绘如意云头，蓝绸作幔、四角各悬一挂红绸花，前后轿杆各两名轿夫、旁有一名女子侍轿，这一热闹排场的迎亲景象，是明中期以后尚奢婚俗的真实反映。在院中小楼的二层露台上，可见三个龙泉窑梅子青釉卷云纹瓷绣墩儿，台边围一周朱栏，一层书房内摆放一张画案，其上有书一函、香炉一具、花瓶一支。仇英所绘的是一位乡绅的住宅，房室修筑和陈设装饰十分考究。此时即使普通人家，也以精装房室为尚。如《初刻拍案惊奇》卷2“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一章中，叙述了姚滴珠被汪锡拐骗到囤子，“上得岸时，转弯抹角，到了一个去处。引进几重门户，里头房室甚是幽静清雅。但见：明窗净几，锦帐文茵。庭前有数种盆花，座内有几张素椅。壁间纸画周之冕，桌上砂壶时大彬。窄小蜗居，虽非富贵王侯宅；清闲螺径，也异寻常百姓家。”③

迎亲队伍前，一位戴方巾、穿长袍的儒士路遇僧友，双方互致问候。不远处，两名农夫踏着龙骨水车，将低处的江水提到田中灌溉，四名壮劳力正在田间管理，一名农妇前来送饭。此处河床变宽，但见江边纤夫拉船，彼岸行旅匆匆。近景绘青松翠柳间环绕的一座寺院，其重檐歇山顶大殿正脊两端是一对鸱吻、四面檐角上的垂脊兽排列井然，檐下斗拱繁密紧凑，大殿富丽堂皇。殿前三名仕女焚香拜佛，旁边钟楼里安放着一口纹饰精美的大铜钟，河面窄处架一小拱桥。远处茅屋中，一寒儒静坐读书，童子正在掩门。

门外熙熙攘攘的大小商贩们匆匆进城，他们赶着驴、挑着担、推着独轮车。更有远道而来的行商，赶着八头骡子拉的超长大车，满载货物。船只纷纷靠岸，各色人等往来如织。此时商人的经营状况和盈利多少，成为衡量他们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28]将赚钱多少与博取功名相提并论，是此前中国社会从未有过的价值评判标准。如商人汪信之立誓：“不致千金，誓不还乡”[29]，竟与文人所立的科场誓言一般。此处绘青幔小轿中一年长儒士吩咐仆人掀开轿帘，接受一名青年文士的拜见。近景柳树边绘两位士人各带一名携物随从，骑马交谈着出城郊游。明中期以后，士人骑马、坐轿已很普遍。“尝闻长老言：‘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昔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与商贾之徒挨杂于市中，似为不雅，则乘轿犹为可通。今举人无不乘轿者矣。董子元云：‘举人乘轿，盖自张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看人，遂乘轿以行。众人因之，尽乘轿矣。’然苏州袁吴门尊尼与余交，其未中进士时，数来下顾，见其只是带罗帽二童子跟随，徒步而来。某以壬辰年应岁贡出学，至壬子年谒选到京，中间历二十年，未尝一日乘轿。今监生无不乘轿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矣。其新进学秀才乘轿，则自隆庆四年始也。盖因诸人皆士夫子弟，或有力之家故也，昔范正平乃忠宣公之次子，文正公之孙也。与外氏子弟结课于觉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当国日，正平徒步往来，人不知为范丞相子。今虽时世不同，然亦恐非所以教子弟也。”[30]又绘小贩在道边设茶棚，路人卸担坐旁歇脚。远景绘点将台，兵士们正在台前校场上进行骑射训练。砖石砌成的虹桥横跨运河两岸，众多商船在此卸货，两艘彩绘官船穿行其间。虹桥上挑担者、联袂乘马者、鸣珂而行者、赶驴运货者摩肩接踵。

虹桥上有一卦摊儿，问卜或代写书信的四位顾客围在算命先生桌前。据叶盛《水东日记》卷1：“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31]《喻世明言》卷5中也描述了武将常何求人写奏折的情节，“取白金二十两，彩绢十端，亲送到馆中，权为贽礼。”[32]当然虹桥上这位落魄先生没有这么幸运，他只是将所学作为生存技能，混迹市井之中糊口谋生。在挑担小贩前，一青年男人正给幼子购买零食。桥上一固定摊位出售木偶、靴子、瓷器等商品，还有打着“零剪绫罗”、“参苓补糕”、“各色细果”、“果品”、“茶食”、“兑换纹银酒器”幌子的固定摊位。在“兑换纹银酒器”店，可以将银制品按重量、成色等，兑换出相应的银两，用于市场流通。依明初礼制，商贾之家禁用银器。而正德以后，富贵人家设宴往往竞炫排场，这导致银器的使用量猛增。冯梦龙描写商人之妻王巧儿留薛婆吃饭，“只见两个丫鬟轮番的走动，摆了两副杯箸，两碗腊鸡，两碗腊肉，两碗鲜鱼，连果碟素菜，共一十六个碗。……三巧儿又取出大银钟来，劝了几钟……”[33]银器的广泛使用，催生了这行生意。此处绘一“各样金银首饰”摊位，明中期以后女子首饰华丽、僭越成风，即使是普通人家的女子，也购置超规格的首饰，往往“家才儋石，己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34]加之江南商业城市中“其在今日，则大有不然者。盖以四方商贾陈椽其间，易操什一起家；富者辄饰宫室，蓄姬媵，盛仆御，饮食佩服与王者埒。又输赀为美宫，结纳当涂也，今舆马都甚。妇人无事，居恒修冶容，斗巧妆，镂金玉为首饰，杂以明珠翠羽，被服绮绣衵，衣皆纯采，其侈丽极矣。此皆什九商贾之家，闾右轻薄子弟，率起效之。”[35]商人在经商地置业购产，蓄姬纳妾的行为，拉动了相关消费的增长，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绘苏州闹市多设金银首饰商铺或摊位，与此世风不无关系。而顾炎武《肇域志·南直隶苏州》其后复记：“新郭、横塘，比户造酿，烧糟发客。横金、下保、水东人并为酿工，苏属州县以及南都皆用之。又习屠贩，每晨刳豕入市。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多开坊榨豆油。”[36]画卷描绘虹桥下是挂有“本店宰赁猪羊”幌子的固定摊位，河两岸是瓷器店、编筐店、舂米店、饭馆等，还有打出“清香美酒”店招的酒店，这一场景与顾炎武书中所述接近。“华亭熟酒，甲于他郡，间用煮酒、金华酒。隆庆时，有苏人胡沙汀者，携三白酒，客于松，颇为缙绅所尚，故苏酒始得名。年来小民之家，皆尚三白，而三白，又尚梅花者、兰花者，郡中始有苏州酒店，且兼卖惠山泉，自是金华酒与戈阳戏，称两厌矣”，[37]可见苏酒不仅在当地，对周边城市也有影响。

 在“主雇木行”铺前方，一名头顶七级浮屠的和尚在饭馆附近化缘，显得十分醒目。运河两条支流绕城而走，小拱桥上人员往来。在桥旁柳树边，人群正围观摔跤表演；过小拱桥有个铁匠铺，旁边是悬挂“裸货行”、“上等白细布发客”幌子的店铺。明代的手工业制度，从明初的住坐匠、轮班匠制，到成化时的输银代役制，再到嘉靖八年的“班匠银”制，已渐备独立性。明中期以后，江南农家普遍兼营各类副业，手工业生产走向商品化。据正德《松江府志》载：“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翦绒毯皆为天下第一。梅花灯笼拨罗绒纹绣，亦他方所无。前志云：百工众技与苏杭等要之，吾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38]纺织等家庭手工业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城墙下围栏内的空间也被用上，这里有个“京货店”固定摊位，旁边是算命先生的卦摊，打出“命谈子平”、“周易课占”两个幌子。运河穿城而入，船只往来，运货繁忙。城下有两名兵丁把守，门楼上高扬着白色的旗帜，行人鱼贯出入。右侧是防守城门的公所街门，前面兵器架上放着枪、刀、矛、石弹等武器，竖立着“左进右出”、“盘诘奸细”、“固守城池”告示牌。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有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肩担手提的市井商贩，还绘画了两位官员骑着马在街头偶遇，双方鞍前各有一马夫牵缰持鞭，马后各一名随从手持华盖，年青者向年长者见礼等细节。城内房屋鳞次栉比，街道两厢为商业区，多数商铺门口高悬着标识自家经营范围的店招幌子。

此时吴风正引领着流行时尚界，人们将苏州的生活方式和商品称为“苏意”或“苏样”。据何良俊《四友斋从说》载：“松江近日有一谚语，盖指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习气近也。谚日：‘一清诳，圆头扇骨揩得光浪荡；二清诳，荡口汗巾折子挡；三清诳，圆青碟子无肉放；四清诳，宜兴茶壶藤扎当；五清诳，不出夜钱沿门跄；六清诳，见了小官递帖望；七清诳，剥鸡骨董会摊浪；八清诳，绵绸直裰盖在脚面上；九清诳，不知腔板再学魏良辅唱；十清诳，老兄小弟乱口降。’此所谓游手好闲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遇此等，即当枷号示众，尽驱之农。不然，贾谊首为之痛哭矣。”[39]而男子在形象上也越发脂粉气，徽商吴朝奉“头带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绒道袍儿，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若非宋玉墙边过，定是潘安车上来。”[40]另一徽商“头戴时新密结不长不短骔帽，身穿秋香夹软纱道袍，脚穿元色浅面靴头鞋。白绫袜上，罩着水绿绉纱夹袄，并桃红绉纱裤子。手中拿一柄上赤真金川扇，挂着蜜蜡金扇坠，手指上亮晃晃露着金戒指。浑身轻薄，遍体离披，无风摇摆，回头掣脑的踱将过去。”[41]在“男女内外药室”旁边，是一家“成衣”铺，苏州“成衣”铺匠人所制吴服，代表了当时的新潮时尚，江南缙绅和富商巨贾在“成衣”铺中竞相订制，乃至“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42]吴服以质料昂贵，色彩鲜丽，装饰华美，样式富于变化，在当时的流行服饰界起着引领潮流的作用。如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39中描写：“苏州新兴百柱帽，少年浮浪的无不戴着装幌。南园侧东道堂白云房一起道士，多私下置一顶，以备出去游耍，好装俗家。”[43]《喻世明言》卷1中描写徽商陈大郎的装束：“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骔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44]蒋兴哥是在广东经商的湖广襄阳人，陈大郎是去襄阳买米豆的安徽新安人，而二人都“苏样”衣冠。

画卷绘一家屋内挂“太古冰弦”匾额的“斫琴”铺，此旁是一家具作坊，一名工匠正在制作春凳，屋里放着已完工的架子床和圆角柜。明中期以后，家具在材质、样式和制作工艺上越发讲究，不论何种社会身份的人，都以设置书房为尚，而家具是其中的必备之物。范濂在《云间据目抄》卷2中写道：“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②据崇祯《嘉兴县志》称:“至于器用，先年俱尚朴素坚壮，贵其坚久。近则一趋脆薄，苟炫目前。侈者必求花梨、瘦柏，嵌石填金，一屏之费几直中产，贫薄之户亦必画几、熏炉、时壶、坛盏，强附士人清态。无济实用，只长虚器，风之靡也非一日矣。”[45]无论贫富，室内家具、器用都追求配套，以示清雅。继续前行是一家“成造金银首饰、酒器俱全”铺，受攀比之风影响，一些人甚至透支消费或使用仿冒品来撑面子。如小说《醋葫芦》中描写：“张煊就拿出四五锭真纹银子——都是预先吩咐小易牙挪借来的，又有许多低假金银首饰酒器，摆上一桌。”[46] 又如《二刻拍案惊奇》卷26“大凡穷家穷计，有了一二两银子，便就做出十来两银子的气质出来。”[47]仇英在此处绘一片华丽的建筑群，彩绘门楼上悬挂“学士”、“ 世登两府”匾额。这里是县学，就是供生员读书的学校。即童试录取后准入县学，以备参加高一级的考试，谓之“进学”、“入学”或“入泮”，士子称“庠生”、“生员”，俗称“秀才”。“两府”指北京（顺天府）和南京（应天府）。县学门口正演木偶戏，一些男人携子观看。对面是悬挂“上料八百高香”店幌的香铺。焚香是文人精致生活的重要内容，所配器用也有标准：“今吴中制有朱色小几，去倭差小，式如香案，更有紫檀花嵌，有假模倭制，有以石镶，或大如倭，或小盈尺，更有五六寸者，用以尘乌思藏鏒金佛像、佛龛之类，或陈精妙古铜，官、哥绝小炉瓶，焚香插花，或置三二寸高、天生秀巧山石小盆，以供清玩，甚快心目。”[48]在旁边的居民区中，私塾里的先生正为童子们授业，而高悬“青楼”匾额的房室内，三名女子弹着琵琶、吹着洞箫、拍着牙板正在演奏。明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狎妓之风盛行，青楼妓馆遍布大小城镇，苏州山塘是著名的青楼集中地。据黄省曾《吴风录》记载:“至今吴中士夫，画船游泛，携妓登山，而虎丘则以太守胡缵宗创造台阁数重，增益胜眺，自是四时游客无寂寥之日，寺如暄市，妓女如云。”[49]仇英在《清明上河图》中绘妓女屋内一角的陈设细节，一张条案上置花瓶、香炉、茶碗若干。据冯梦龙《喻世明言》卷12中的一段描写：“明窗净几，竹榻茶垆。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爇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玩览，一枰棋局佐欢娱。”[50]可见当时妓女也以室内的精雅陈设来自抬身价。

向街里走，“各样描金漆器”作坊旁的“精裱诗画”店非常忙碌，两位文人模样的顾客还坐在凳上等候，就有人又携立轴前来。街口是一家“小儿内外方脉药室”，街里为悬“纱帽京靴不误主雇”匾的“儒履朝鞋”店，旁边是“染坊”。此处有一深宅大院，粉墙内可见高悬“武陵台榭”匾额的歇山阁楼，阁楼里围屏榻上坐着三位正在观看表演的士人，前方女子翩翩起舞，旁有女乐吹奏弹唱，描绘的是豪贵燕集，邀请班社至家中演出的场面。此时戏曲、杂剧盛行，尤其是发源于南曲的传奇名剧叠出，出现了许多演剧和歌舞的班社。据顾起元《客座赘语》:“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筝、蓁、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只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今则吴人盖以洞箫及月琴，声调屡变，益为凄惋，听者殆欲堕泪矣。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昆山，校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击缶，甚且厌而唾之矣。”[51]嘉靖以后昆山腔逐渐替代海盐腔，成为南方盛行的曲调。高阁下太湖石边架一秋千，五名仕女正在游戏。顺着悬挂“环翠”匾额的长廊凉亭向上望去，又见一高阁，四位文人正在品茗，两童仆侍立，一童仆蹲坐旁边正煮泡茶之水。挂“环翠”匾额的屋内陈设豪华，门口八仙桌上放置着香炉、花瓶等器，后面是一座巨型屏风。中景绘巧妙建在河中的纵横廊榭，河水流过拱形的桥洞。头戴方巾、身着粉袍的主人正与访客欣赏院中美景，墙外桃花盛开。旁边会客厅内可见三把圈椅，一张画案，案上有花瓶、香炉和水丞，案后挂一幅水墨兰竹图。仇英所绘这一场景，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52]的士大夫生活状况相符。其实依洪武二十六年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井，前厅、中堂、后堂、家庙的间数和架数、门窗的颜色和装饰等，也依品级各有规制。“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三十五年复申禁饬，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其物力，但不许过三间。”[53]而“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54]此时士大夫追求“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谈”[55]的生活状态，明初朱元璋所定礼制已形同虚设，等威无辨。

在秋千架两侧和远处高阁边，矗立着几块玲珑峻美的太湖石。据谢肇淛《五杂组》载：“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质白理，高逾寻丈，峰峦窟穴，賸有天然之致。不胫而走四方，其价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数金，园池中必不可无之物。”[56]室外庭园的豪华配置可见一斑。而室内铺陈在小说中有更多描写，如《金瓶梅词话》第34回: “伯爵走到里边书房内，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厨，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甸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帐簿。”[57]深宅大院外墙又设一排商铺，先见一家“磁器”店，按冯梦龙《醒世恒言》所表：“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磁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58]画中这家“磁器”店的货源就来自江西景德镇。继续前行是“官盐”店、“打造诸般铜器”作坊和招牌为“集贤堂”的书坊，主要售卖“古今名人文集诗词”。江南民众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明代四大刻书中心苏州、杭州、南京、建阳，三个在此地区。小说《醋葫芦》第19回对这一文化消费有所涉及：“又差个皂隶，到书坊中速取印行《汉史》一册。”[59]另外，当时不少畅销书作家为书坊创作传奇和色情小说，以获取稿酬。如科场中屡试不第的苏州文人冯梦龙以市民阶层为读者对象，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小说、剧本、民歌、笑话等，为书坊商人赚来滚滚利润的同时，也从书商那里得到养家糊口的稿酬。文人与商人之间这种合作模式，是明中期以后出版业发达的体现。

成弘以来，江南出现了一些专事家庭手工业的乡镇。冯梦龙在《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刻画了主人公施复以一台绸机起家，逐渐积累资本，终于成为拥有三、四十台绸机的作坊主的经历，书中对丝织手工业重镇盛泽及当地丝绸集市牙行的交易情况进行了生动描绘: “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有几句口号为证：东风二月暖洋洋, 江南处处蚕桑忙。蚕欲温和桑欲干, 明如良玉发奇光。缲成万缕千丝长，大筐小筐随络床。美人抽绎沾唾香, 一经一纬机杼张。咿咿轧轧谐宫商, 花开锦簇成匹量。莫忧入口无餐粮，朝来镇上添远商。”[60]像施复这样发家致富的手工业者不在少数，“(苏州潘氏)起家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61]。又据《吴江县志》载：“绫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蚤暮拮据以糊其口；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62]发达的纺织手工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迅猛发展，经营其下游产品的专卖店在仇英《清明上河图》中多有体现。除书坊旁的一家“纱罗叚绢、官店”之外，还绘了“毡羢货行”、“红绿细绢线铺”、“汗巾手帕”店、“儒履朝鞋”店、“各样履鞋”店等，以及染坊、成衣铺、典衣铺等相关行业商铺。它们的兴盛，都必须以发达的纺织手工业为基础。

一些商贾具备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汪）东瀛先生名贵，字道充，休治西亲义里人。其先由登源徙今居。……先生自幼奇伟不群，读小学、四书，辄能领其要。于是通习经传，旁及子史百家，至于音律之妙，靡不究竟。尤潜心于卫生堪舆之学，仰探轩岐之奥，默契曾扬之旨。通达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熟思详究。意薄进取，挟赀皖城，先达谢公辅奇其刚毅不挠，器度弘伟，日与讲论诗文，远近商游于兹者，咸师事之。”[63]“平江，洞庭人，施麟子，经读书能诗，隐身商贾，转贩金陵，寓金川门外之通江桥。”[64]归有光赞商人詹仰之：“为贾与为学者异趋也，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矣，而为贾者，独为学者之好，岂不异哉！”[65]这些文化商人往往经营典当行、书坊、字画店、香铺、花铺、古玩铺等雅生意。

苏州百姓也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据正德年间《姑苏志·风俗》记载:“国朝又升为京辅郡，百余年间礼义渐靡，而前辈名德又多以身率先。……今后生晚学文词动师古昔，而不梏于专经之陋。矜名节、重清议，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擒章染翰。而闾阎田亩之民山歌野唱亦成音节，其俗可谓美矣。”[66]明中期以后，苏州涌现出大批诗人和书画家，其作品在街市的专营店中有售。仇英《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一家“诗画古玩”店内的买卖场面，店老板身穿白袍，文人打扮，正向两位文人顾客推荐一轴《墨竹图》。屋顶上方挂着各色鸟笼、剑、琴等物件；柜台内的货架上摆着各式古董瓶、香炉、书画和古籍，柜台上放着一件笔洗、一架山水插屏，皆书房必备之物，柜台外一名书生正让店员取货给他观看。古玩铺这种看货交易的景象，在江南各个商业城市中都很寻常。如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记他平素光顾的一家杭州六桥鬻古肆“又步至六桥，至项老店，与之雪藕而食。项老欣然出卷轴相评赏……项老，歙人。初占籍仁和为诸生，以事谢去，隐西湖岳祠侧近，老屋半间。前为列肆，陈瓶盎细碎物，与短松瘦柏、蒲草棘枝堪为盆玩者”[67]做古玩生意的关键在于眼力，《海公案》第58回写道：“小的当日原是开古玩店的，因为落了本钱，致此改行裱褙。”[68]一旦买错物件儿，甚至有倒闭转行的风险。

另外，苏州一些职业画家还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弘治十八年，36岁的唐寅因涉科场舞弊案返回家乡苏州，备受打击的他续娶沈氏之后，开始了卖画生涯。曹元亮在《伯虎唐先生汇集序》中载：“遂筑室金阊门外，日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帻浩歌。三江烟树，百二山河，尽拾桃花坞中矣。”[69]在他生意好时，求画者络绎不绝，“四方慕之，无贵贱贫富，日诣门征索。文辞诗画，子畏随应之，而不必尽所至。”[70]由于顾客过多，不得不请老师周臣代笔。“唐六如画法受之东村，及六如以画名世，或懒于酬应，每倩东村代为之。今伯虎流传之画，每多周笔，在具眼者辨之。”[71]唐寅的画一时很受欢迎，所以用卖画的收入建成桃花坞别墅，取名“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又《尧山堂外纪》载唐寅“晚年寡出，常坐临街一小楼，惟求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任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苟。”[72]以上文献中所记的“临街小楼”，指的就是唐寅在苏州阜桥开设的工作室。然而唐寅晚年卖画的收入不稳定，当时市场上书画的价位不高，一旦无人买画或因病不能作画，生活就会陷入窘境。他曾写诗叹道：“青衫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谋写二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书尽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肯嫌斗粟囊钱少？也济先生一日穷。”[73]唐寅作为一名不擅理财、晚年又健康状况欠佳的职业画家，完全依赖市场谋生还是比较艰辛的。

在经营“纱罗叚绢”的“官店”与“古玩诗画”店之间，是一处社学。门上对联“代是文明书、春当燕喜时”，意为“书香门第代代相传，春闱时分燕报喜讯”。门口的圆石鼓和太狮少狮表明这里是文场之地，两名学童正观街景。由社学所在的位置不难看出，入学者中当有不少商人子弟。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坦言：“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其俗盖难言之。”[74]唐寅“其父德广，贾业而士行，将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师教子畏，子畏不得违父旨。”[75]因为商人之家若不能登科及第博取政治权力，家业富贵往往易衰难守，所以他们竭力培养子弟读书。由于商人子弟家境较好，读书条件优越，及第释褐者甚多，以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士之子恒之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76]

继续向前是“道地药材”铺和挂“倾销”招牌的倾银铺，倾银铺桌上放着一架天平，两名银匠正为一旁坐等的两位顾客将大锭分成小锭或将散碎银镕成大锭。《醒世恒言》卷3中有相关情节：“（秦重）打个油伞，走到对门倾银铺里，借天平兑银。那银匠好不轻薄，想着：‘卖油的多少银子，要架天平？只把个五两头等子与他，还怕用不着头纽哩。’秦重把银子包解开，都是散碎银两。大凡成锭的见少，散碎的就见多。银匠是小辈，眼孔极浅，见了许多银子，别是一番面目，想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慌忙架起天平，搬出若大若小许多法马。秦重尽包而兑，一厘不多，一厘不少，刚刚一十六两之数，上秤便是一斤。……又想道：‘这样散碎银子，怎好出手！拿出来也被人看低了！见成倾银店中方便，何不倾成锭儿，还觉冠冕。’当下兑足十两，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再把一两八钱，倾成水丝一小锭。剩下四两二钱之数，拈一小块，还了火钱，又将几钱银子，置下镶鞋净袜，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77]又《醒世恒言》卷16：“家中别无银两，只得把那两锭雪白样的大银，在一个倾银铺里去倾销，指望加出些银水。”[78]“选日合婚”算命馆旁的饭馆，高悬着蓝底红边酒幌“应时美酒”。此时在酒家设宴也很奢华，“酒保见说，便将酒缸、酒提、匙、箸、盏、楪，放在面前，尽是银器。……当下酒保只当是个好客，折莫甚新鲜果品、可口肴馔、海鲜，案酒之类，铺排面前，般般都有。”[79]再绘挨着一户人家有一座小石拱桥，过桥者骑马、挑担，摩肩接踵。过桥见一“灼龟”取兆算命馆，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算命方法，就是用火烧灸龟甲，视其裂纹以测吉凶。“传称武王伐纣，卜而龟焦。”[80]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载：“灼龟观兆，变化无穷。”[81]小说《型世言》中提到：“却又作怪，上流头早漾下一个人来，似灼龟人家画的画儿，人坐在大龟背上模样……”[82]这种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占卜方法，到明代还在使用，仇英将这一行业绘入画中。在“上白细面”店旁边，是外设小门、内建高阁的“典当”行，楼下一人挟包袱求当，高阁内三人围坐桌前，正为所收典当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着鉴定与评估，头戴方巾的先生应是老板。典当是当时江南艺术市场上藏品流通的重要渠道之一，檇李藏家项元汴就经营这种生意，他以精到的眼力、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拥有典当行这一便捷的入藏途径，令其藏品冠绝东南。旁边是“女工钢针梳具刷抿剪刀牙尺俱全”的女性用品店、“雨具”店旁是“典衣”店。这时的人们追求华服，“那颜俊虽则丑陋，最好妆扮，穿红着绿，低声强笑，自以为美。”[83]“唤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都是绫罗绸绢时新花样的翠颜色，时常用龙涎庆真饼熏得扑鼻之香。”[84]不但富贵公子，连街头小贩都有打扮自己的消费意愿。卖油郎见花魁娘子之前，“到典铺里买了一件见成半新半旧的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闲走，演习斯文模样。”[85]毕竟对多数人来说，“家无担石，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86]的消费方式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需要典衣铺这样的平台降低自己的炫耀成本。“不知京里风俗，只爱新，不惜钱。比如冬天做就一身崭新绸绫衣服，到夏天典了，又去做纱罗的。到冬不去取赎，又做新的，故此常是一身新。”[87]典衣铺作为从成衣制作行业中衍生出来的循环消费链，其经营模式是在市场需求下应运而生的，是人们消费智慧和消费技巧的体现。在苏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市场为不同阶层的消费者都提供了对应的消费平台。因此商业的繁荣程度与消费水平密切关联，只有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增长了，才会使市场突破生活必需品消费的限制，进而衍生出全新的消费模式。正如松江人陆揖在《蒹葭堂杂著》中所言：“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民必不易为生者也”，“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88]陆揖认为奢侈并非浪费，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刺激并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的必要手段。

继续前行是“纸铺”、“毡羢货行”和“扇铺”，经过“恩荣”进士坊，对面还有“粮食米麦豆行”和“炭行”。中景绘一画馆，头戴方巾的男子正为顾客绘制肖像。画馆似乎就设在画师家中，其妻正欲掩门，幼子在一旁观摩熏习。关于这一行业，据《扬州画舫录》载：“施胖子，山阴人。始从继父学写真，兼画美人。居扬州小秦淮客寓，凡求其画美人者，长则丈许，小至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谓之‘施美人’。”[89]近景绘一乘青幔两抬小轿，由旁边侍轿的女仆可知，轿内应是一位大户人家女眷。此处再绘挑担、推独轮车、抬货行走的众多小贩形象。前绘小石拱桥，桥边一长一少两名文人交谈着准备过桥。桥上是挑担小贩、携两子的妇女及背、挟行李的路人。远景廊下，三名文士在四出头官帽椅上闲坐聊天，八仙桌上放着花瓶、茶盏。临街一户人家正盖新房，工匠忙着搭架、锯木、覆瓦。中景绘“南货发贩”铺，比仇英《清明上河图》所绘此景年代稍晚的苏州驰名老字号南货铺，在万历年间开始创业，一直延续至清代。“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案春阳宁波人，明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在今吴趋坊北口，其地为唐六如读书处，有梓树一株，其大合抱，仅存皮骨，尚旧物也。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国初赵吉士载入寄园，余澹心板桥杂记亦载之，近时袁简斋食单亦有其名，但未详耳。”[90]此旁是“鲜明花朵”店，继续前行可见“红绿细绢线铺”、“打造锡器”店。银器毕竟奢侈，所以锡器还是苏州市民最常用的贵金属器皿。在小说《醒世姻缘传》中提到：“薛家也叫匠人彩漆装奁，打造首饰，裁制衣裳，旋刮锡器。”[91]此处又有一家具作坊，可见当时社会对家具的需求之旺。《醒世恒言》卷20描写，木匠“张权与浑家商议，离了故土，搬至苏州阊门外皇华亭侧边开了个店儿。自起了个别号，去那白粉墙上写两行大字，道：‘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不悮主顾。”[92]以“木料又干又厚，工夫精细，比别家不同”[93]的经营理念吸引顾客。旁边是“主雇钉靴”店，据《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洪武六年庚辰条”知其用途：“命朝官制常服礼鞋，先是百官入朝，遇雨皆用钉靴，进趋之间，声达殿陛。侍仪司官以为不肃，请禁之。上曰：古者朝臣入朝有履，自唐以来始用靴，行之已久，不可猝变。宜令朝官为软底皮鞋，笼于靴外，出朝则释之。”[94]“装塑佛像”店旁边是“各样履鞋”店，在“专门内伤杂症”药室对面，又是一家“铜锡器皿”店。过一肉铺，是专门售卖雨伞、木屐、防风雨灯笼的店铺。世情小说中对这类杂货铺也有描述：“金三老官门首开个木屐雨伞杂货铺。这金罕货也有一着可取，会得塌伞头、钉木屐钉，相帮老官做生意。”[95]沿河架设一座木桥，与街道组成十字路口。一人正对路口摆古玩地摊儿，吸引两名文人过来淘宝。古玩是文人书房中的必需品，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卷30中描写：“当下李勉步入里边去看时，却是向阳一带三间书室，侧边又是两间厢房。这书室庭户虚敞，牕槅明亮，正中挂一幅名人山水，供一个古铜香炉，炉内香烟馥郁。左边设一张湘妃竹榻，右边架上堆满若干图书。沿牕一只几上，摆列文房四宝。庭中种植许多花木，铺设得十分清雅。这所在乃是县官休沐之处，故尔恁般齐整。”[96]“那书斋是司理自家看书的所在，摆设着书画琴棋，也有些古玩之类。”[97]书房铺陈古玩的档次，被视为主人文化品位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因为文人士大夫非常重视对它们的搜罗，所以苏州城里古玩商铺和地摊很多，购销两旺。过桥之后，有“酒坊”、“万应膏药”铺、“六陈店”、“各色杂货”店、“朝山纸烛”店。河对岸还有“汗巾手帕”店、“重金雅扇”店等。除了挂幌子的固定店铺之外，沿街随处可见各式地摊。如“重金雅扇”店对面，就有一人挑担卖活鸭活鹅。书画雅扇是驰名全国的苏州特产，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写道：“像甚么洒线桌帷，坐褥，帐子，绣被，绣袍，绣裙，绣背心，敞衣，湖镜，铜炉，铜花觚，湖绸，湖绵，眉公布，松江尺绫，湖笔，徽墨，苏州金扇，徽州白铜锁，篾丝拜匣，南京绉纱，这总里开出个单子来，都到南京买。”[98]雅扇是时尚之士展示个人丰采的标志性物件儿，富家子弟张荩去西湖游玩“自己打扮起来，头戴一顶时样绉纱巾，身穿着银红吴绫道袍，里边绣花白绫袄儿，脚下白绫袜，大红鞋，手中执一柄书画扇子。……左臂上挂着一件披风，右手拿着一张弦子，一管紫箫，都是蜀锦制成囊儿盛裹。”[99]当然不同的消费对象，使用的扇子也不相同。仇英不仅绘画了以文人为目标客户群的“重金雅扇”店铺，还描绘了以普通市民为目标客户群的经营蒲扇的店铺和街边摊。“重金雅扇”的主要消费对象是文人士大夫，所售商品是精雅的书画折扇；而普通市民夏季消暑用的，多是“万应膏药”铺旁的蒲扇店和“道地药材”铺门口小贩出售的蒲扇，显示了社会不同阶层群体对同属性商品的选择性差异。

全卷收尾处绘画了河水环绕下金碧辉煌的瀛台和朱栏玉砌的高阁，在彩旗飘扬的龙舟画舫中，靓装仙女正划楫荡波。金色的重檐歇山顶楼阁雕梁画栋，鸱吻巍峨、垂脊兽排列有序。后面绘雄壮高耸的坛台，似为祀天祈福之所。环绕宫阙的河水寂不扬波，与宫墙外的闹市景致形成鲜明对比。这部分画面是仇英想象中的仙境，其作用是令全卷以绮丽壮阔的景象收束。

 原刊于《形象史学研究（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