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以下简称《张淮深碑》）对归义军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历来颇受研究者关注，自20世纪20年代始即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但是关于此碑文的作者，学界尚存有张球、悟真两种不同观点。

    张球说提出较早，日本学者藤枝晃《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首倡此说，该文一方面指出碑文中的“摅祖父之沉冤”又见于可能是悟真撰的洪辩《敕牒碑》第5行、“晡西萱草，巨壑沦悲；异亩嘉禾，伤岐碎穗”又见于悟真撰《索法律窟铭》，另一方面又因误认为碑文撰作时悟真已逝，推论是当时的归义军文士张景球借用了悟真的文章，并认为张景球即张球，从而主张碑文作者可能是张球。

    悟真说的最有力论证者是荣新江先生，其《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2]一文继考定碑文原名、立碑年代和立碑地点之后，又探讨碑文作者问题，认为“悟真与张淮深都是大中初年随张议潮起义的沙州元勋，其任都僧统后，与节度使张淮深分掌归义军僧俗二众，碑文中所记张淮深拟修的龙兴大寺，就是河西都僧统司的所在地，位于节度使府所在的子城旁，两者关系密切；而下手刻碑的四月八日，又是佛诞日。凡此种种，均可为张淮深请悟真撰碑的可能性提供依据。加之悟真又是当时敦煌首屈一指的文章家，把《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看作是出自他手，比出自张景球更合适。该碑与《敕牒碑》、《索法律窟铭》中的部分文字相同，正可作为明证。”

    目前悟真说已为大多数学者采纳，如昞麟《〈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复原与撰写》[3]即赞同此说。但也有一些学者仍倾向于张球说。如李正宇先生在其2008年出版的《敦煌学导论·附载 敦煌文献选讲》中校录注释此文时称此碑文抄件“有一部分为当时教学用之夹注本。……碑文作者，藤枝晃以为张球，荣新江以为悟真。笔者倾向于张球所撰。从夹注本抄卷笔迹看，为张球手书无疑。余意张球先撰碑，致仕后教授生徒，复自为注，以授后学者也。”[4]就笔者知见，最新刊发的相关论文主要是马德先生《〈张淮深碑〉的作者再议——兼论敦煌写本之张球、恒安书体比较》[5]，马先生将此碑文抄件与可确认是悟真所写的P.3770v《张族庆寺文》比对，证明此碑文“肯定不是悟真书写”，又比之以可确认是张球作品的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认为“两份写本的书法风格比较一致，因此可以推定，《张淮深碑》应该是张球作品，由张球本人撰写和书写。”

    近年笔者着力于晚唐敦煌文士张球生平著述及相关归义军史研究，通过对张球生平事迹[6]的考索、对今可确知的张球作品的全面梳理，及对当时相关归义军史事的探究，在《张淮深碑》作者问题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几点想法，故今特撰此文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祈专家学者教正。

    一、《张淮深碑》卷背所存诗文当是张球所作，可证正面的碑文更可能是张球作品，写卷所抄为张球作品集

    抄写《张淮深碑》的敦煌文书背面所录主要为诗抄，诸卷拼合后尚存诗18首及另外两残句。该诗抄未记作者姓名，但诗句中含有可用以推断作者身份的蛛丝马迹，如：“三十年来带（滞）玉关，碛西危冷隔河山”、“一别端溪砚，于今三十年”等，表明作者来自外地，很可能是内地，尤其是喜用端溪砚的江南地区，且该作者到敦煌已有三十年之久。那么，他可能是谁呢？

    英藏敦煌文书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的主要内容为抄写者本人的崇佛经历，特别是顶戴摩利支天菩萨咒后逢遇的灵异，文中有言：“□□□□州山阴县人张俅，字□□。因游紫塞，于灵□□□□□内见此经，便于白绢上写得其咒，发心顶戴□□□载。……因□□□□縻官河右。”后文还讲述了他奉张太保之命赴灵武运粮及赴京入奏而屡获灵异等事。关于该卷，笔者已刊发《〈摩利支天菩萨咒灵验记〉与张球事迹辑补》[7]进行了详尽探讨。不仅笔者，其他研究和利用该卷的学者（如最先揭出该卷的颜廷亮先生和利用该卷解析凉州问题的李军先生等）均一致同意其中的“张俅”即晚唐五代时的敦煌著名文士张球，是知张球本为越州山阴人，成年以后才到朔方，又因为官任职于河右而留居河西走廊，是地地道道的外乡人。而我们今日确知的晚唐时在敦煌长期生活且留有大量作品的外乡文士仅张球一位，故笔者认为这 些诗篇乃是张球所撰。[8]

    我们知道，敦煌世俗文书正反两面所抄内容往往有关，而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正反面的内容多有关联，比如背面所抄“圣鸟庚申降此间，正在宣宗睿化年。从此弃蕃归大化，大中二年也。经管河陇献唐天”等句即也是歌颂张议潮率众起义归唐一事，与正面碑文对张淮深之叔张议潮的赞颂一致。而从笔迹上看，卷背所存其他文字（即诗抄之前的“九月一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侍御史张厶乙状长史阁下谨空”，及蕃汉文对译字词中的汉文）与同面的诗抄和另面的《张淮深碑》的笔迹也一致。前揭马德先生文认为：“就现有资料看，张球不可能去抄写他人作品，所书写者只是自己的作品……张球没有抄写悟真作品的任何理由和动机。”笔者赞同此说，并认为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正反面的文字均出自张球之手，堪称张球作品集。

    二、从张球任职情况及其与张淮深关系看，张淮深理应延请当时职掌“文辞之事”的节度判官掌书记张球撰写碑文，而不会违背常理另请他人

    据《张淮深碑》内容可知，该碑的刻立显然有政治目的，可以说是政府行为，碑文的拟写自然是非常严肃郑重之事，撰文者不仅应文才出众，还须身份适宜。《韩昌黎集》卷一三《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谓：“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9]。《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记节度使府文职僚佐有“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无员，随军四人”[10]，判官的职掌为其小字所注的“分判仓、兵、骑、胄四曹事，副使及行军司马通署”，掌书记则主管表奏书檄及交聘礼仪等事，操持文柄，号令三军。是知节度使府的“文辞之事”皆应由节度判官、掌书记担当，否则就有可能生出事端。例如，《新唐书》卷一七六《皇甫湜传》即记：“〔东都〕留守裴度辟〔湜〕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11]可见在唐人心目中舍近求远甚为不妥。

    那么，刻立《张淮深碑》时归义军政权中应负文辞之责的人是谁呢？

    前揭荣新江先生论文已考出《张淮深碑》“始凿于中和二年四月八日，至五月十二日完成。”中和二年时当公元882年。据郑炳林先生研究，P.3288v+P.3555Av《河西节度马步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怀政邈真赞并序》作于乾符三年（876年）之后光启三年（887年）底之前[12]，其作者题署为“节度判官宣德郎兼御史中丞柱国清河张球撰”，而作于“大唐光启三年润（闰）十二月十五日”的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署“河西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俅撰”，可见，中和、光启年间张球正以节度判官兼掌书记，大权独揽。

    节度判官掌书记是仅次于副使、行军司马等的枢要之职，为节度使的心腹喉舌，非亲信不得任。在前揭拙文中，笔者已根据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张球各种署衔梳理了他的任官经历，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他官职的迅速提升主要发生于张淮深时期，其备受赏识提携显而易见。再从张球曾为张淮深之子撰写《南阳张延绶别传》，尤其是张淮深失势被杀后张球特为淮深撰写了《张淮深墓志铭》（P.2913v）来看，张球与张淮深一家的情谊也相当深厚。

    那么，既然《张淮深碑》刻立时司掌“文辞之事”的归义军节度判官为极有才学的张球，张淮深又一直信任倚重他，于公于私，于情于理，张淮深都应延请他撰作碑文，而没有另择悟真或其他人的道理。

    三、张球是虔诚的佛教徒并留有多件相关作品，完全可以胜任为张淮深的佛教功德歌功颂德的写作

    《张淮深碑》作者悟真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碑文中有很多赞颂张淮深佛教功德的内容及该碑始刻于四月八日即佛诞日。

    实际上，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述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张球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今日可查找到的留有张球署名的文书至少有十八件，其中与佛教直接相关的即有八件之多，包括为佛门高僧撰写的邈真赞四件（P.4660《大唐河西道沙州故释门法律大德凝公邈真赞》、P.4660《大唐沙州译经三藏大德吴和尚邈真赞》、P.4640《故吴和尚赞文》、P.2913v《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后者还保留着张球自己题写的为赞主之“弟子”等字样）、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佛教灵验记二件（P.3863v《〈金刚经〉灵验记》、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及一件《金光明变相一铺铭并序》（P.3425）、一件《〈楞严经咒〉题记》（BD06800），等等。另外，颜廷亮先生《张球：著述系年与生平管窥》[13]推论张球可能就是于905-908年间多次抄写《金刚经》、《阎罗王授记经》的年过八旬的写经老人，笔者认为其说可信，颜先生已揭出九件老人写经题记，笔者在近年公布的俄藏敦煌文书中又寻获两件，共十一件。从张球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位既有宗教感情，同时佛学修养又相当深厚的文士，因而完全可以胜任为张淮深的佛教功德歌功颂德的写作。

    至于为何于佛诞日开工刻石也很易理解。通过举办佛教活动达成政治目的，是归义军政权的一贯做法，留存至今的大量佛教愿文中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祝祷、对法会因由目的的说明等等比比皆是，何况此碑文中本就有佛教内容，于佛诞日刻立正当其时。

    四、碑文抄件中的大量双行小注系为张球晚年教授生徒所需而增补，其内容常又见于张球所删《略出籯金》，更可证碑文为张球所撰所书

    这件碑文抄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赞颂张议潮、张议潭功业部分夹抄了大量双行小注。前揭荣新江先生文认为“这五件残片缀合而成的抄本，因有朱笔句读，可以将其正文部分视作碑文原文，但双行小注似乎不是入碑的文字，而是抄录碑文者补入，以备在某种场合讲解。……可以据此认为，这件抄本并非碑文原貌，而是加注的文本。”可见荣先生亦认为本抄件与讲解有关。

        S.5448《敦煌录》记：“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上设廊殿，具体而微。先有沙倅张球，已迈从心，寓止于此。虽非博学，亦甚苦心。盖经乱年多，习业人少，遂集后进，以阐大猷，天不憗遗，民受其赐。”是知张球晚年正是在课徒教书中度过的。关于《张淮深碑》抄件每每加注之做法与张球生平的关系，前引李正宇先生文已进行了精辟归纳，称“余意张球先撰碑，致仕后教授生徒，复自为注，以授后学者也。”

    可附此一提的是，明确自署为张球撰作的《南阳张延绶别传》（P.2568）亦是以双行小字注解文中典故，与《张淮深碑》的笔法风格完全一致。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碑文注释中的很多内容又见于张球所删《略出籯金》[14]。郑炳林、李强《晚唐敦煌张景球编撰〈略出籯金〉研究》[15]在摘引此碑文之后分析了其使用典故的情况，指出“我们从《张淮深纪德碑》看出，文中附注有对事例附注，也有对事件进行补充说明，更有对文字进行解释，文中所引诸葛亮、陈平、田单等都源自于《略出籯金》，就是部分附注文字也与《略出籯金》的记载有关。”不过，这两位先生仍坚持碑文作者为悟真的观点，将上述现象解释为“唐悟真的撰文中大量使用《籯金》的典故，足见这部典籍在当时流传使用范围很广。”而笔者认为，碑文的大量用典说明作者对这些典故非常熟悉和喜爱，故为了教授生徒而删定《略出籯金》时亦对这些典故多加保留和解说。持悟真说的学者的另一重要论据是《张淮深碑》中有两处文句又见于悟真作品（即“摅祖父之沉冤”又见于可能是悟真撰的洪辩《敕牒碑》第5行、“晡西萱草，巨壑沦悲；异亩嘉禾，伤岐碎穗”又见于悟真撰《索法律窟铭》）。且不论洪辩《敕牒碑》是否确为悟真撰写及典故类文句本就可以相互借鉴，仅以用典数量比对，《张淮深碑》引用张球所删《略出籯金》之处远远多于与悟真作品的重合之处，这自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示我们：《张淮深碑》作者为张球说比悟真说更为合理。

    以上笔者通过对《张淮深碑》抄本正反两面内容的整体观察，及对张球个人经历、为官任职与信仰状况的解析，得出了《张淮深碑》的作者更可能是张球的观点。至于书法角度的比对，前揭李正宇先生和马德先生等所做的论述都极有说服力。因而，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考量，《张淮深碑》都应是张球所写所书。

    《张淮深碑》作者辨析本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小问题，但其背后关涉的张氏归义军史事却并不少，近年进行归义军史研究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切认识到若干细小问题的正确解读必然有助于影响深远的重要疑难问题的破解。在《张淮深碑》作者问题上笔者也持同样观点，相信若循此继续细心推理，很有可能把握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线索。

         原刊发于《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