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国（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孙机、扬之水等先生在研究古代名物时，多是依靠文献记载，而且是经史子集悉数用上，扬之水在谈“形象史学”的时候，强调了诗文对于形象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关于“形象史学”》，《形象史学》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这无疑是正确的。图像也好、物品也好，本身不会说话，要想对它们进行研究，首先要知道它们是什么，然后才能进行情景复原，进而做出意义阐释，而要知道它们是什么，以及相关的情景，必须依靠文字，否则只能是凭空想象。
具体到汉代画像石，以及汉代墓室壁画的研究，有一种文字比经史子集类的文献更直接有效，这就是图像边的文字，即人们习称的“榜题”，既包括题在图像旁“榜”上的文字，也包括独立成篇的题记，它们与图像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对于解读图像有极大的帮助(邢义田《汉代画像内容与榜题的关系》，《故宫文物月刊》总161期，1996年）。本文拟就汉代画像榜题之于图像研究的意义谈几点看法。
一、金石学传统中的榜题。汉代画像榜题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济水二》引晋戴延之《西征记》说道：“焦氏山北数里，有汉司隶校尉鲁恭……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水经注校》卷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1页）。遗憾的是，不知是戴延之没有录文，还是郦道元引用时省略了，我们已无法得知文字的具体内容，更不知道它们与图像的具体对应关系。宋代金石学兴起后，画像榜题文字频见诸著录。如米芾在《画史·唐画》中就记录了汉画像石榜题：“济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车马、人物、平生随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时’。车是曲辕，驾一马，车轮略离地，上一盖，坐一人，三梁冠，面与马尾平对，自执绥，马有裙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时’，四马，辕小曲，车差高盖下坐。仪卫多有曰‘鲜明队’。”这两条榜题的格式与山东嘉祥武氏前石室前壁东段承檐枋里面画像榜题“为督邮时”近同(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修订本，第97页），说明米芾所记或见过拓片，或有其他依据。清代金石学复兴以来，金石学家对画像石及其上的榜题著录多了起来，尤其是清乾隆五十一年黄易等人发现并发掘出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之后，画像石及其榜题引起了金石学家的高度重视，仅著录武氏祠画像石的书籍就多达40余种。不过，金石学家一般只是著录画像石及其榜题，用榜题研究画像或专门研究榜题文字的仍罕见，少数的研究也是用武梁祠画像榜题考释其上的历史人物故事。专门考释画像题记、利用画像榜题结合碑刻研究墓主亲族世系、人们的生死观念等则是较晚近的事。
二、榜题是正确释读图像的直接证据。汉代画像榜题不仅题刻方式多样，而且文字多，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辨析图像，认识墓主身份，考察画像在祠堂、墓室中的布局，了解东汉人对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评价等都大有帮助。
（1）画像榜题最直接、醒目的功能是“名物”。如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画像上的“孔子”“令”“相”“大王车”“二千石”“胡王”，微山县两城祠堂画像上的“西王母”，邹城郭里镇独山村祠堂画像上的“东王父”，江苏邳州燕子埠元嘉元年彭城相缪宇墓后室门柱画像上的“福德羊”“”“朱鸟”“玄武”等，这类榜题是迄今所见汉代画像(壁画)榜题中数量最多的，以上所举只是极少数而已。这类“名物”榜题相当于图像的身份证，是正确认识图像的直接证据。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等历史人物故事，以及胡汉战争、祥瑞等画像的确认，依靠的就是这类榜题。
（2）榜题可以帮助了解墓(祠)主的身份、履历。有的祠堂、墓室上的榜题刻写了祠(墓)主的生前官职，对名不见经传的墓主，这些榜题对于研究他本人的历史是大有帮助的。如山东嘉祥武氏前石室前壁东段承檐枋里面画像上的“为督邮时”，隔梁石东面第三层画像上的“君为市掾时”“君为郎中时”榜题，山西夏县王村东汉晚期壁画墓中有“为上计掾”“进守长”“安定太守裴将军”榜题，诸如此类，皆与墓主履历有关。墓室中提到墓主履历最多的是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尉壁画墓里的榜题，有“举孝廉时”“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时”“繁阳令”“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等。河南荥阳苌村东汉晚期壁画墓中涉及墓主官职的榜题也不少。该墓前室四壁画面分上下四层，用赤线分界，多为车骑出行，一些车辆有墨书榜题，如“郎中时车”“供北陵令时车”“长水校尉时车”“巴郡太守时车”“济阴太守时车”“齐相时车”等。还有罗列官职加在墓主姓名前的，如陕西绥德苏家圪坨永元八年杨孟元墓题记：“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李林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图351），这是按杨孟元生前所任职官，由大到小排列的。也有简单只写一个官职名，如四川芦山沫东乡石羊村建安十七年王晖石棺题记：“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拾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葬，呜呼哀哉。”(任乃强《芦山新出汉石图考》，《康导月报》4卷6、7期合刊，1942年）可能王晖当年只担任过上计史一职。没有做过官的普通平民，则只有姓名。陕西绥德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题记：“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李林等《陕北汉代画像石》，第61页，图183）。以上所举画像榜题的墓主人皆不见于史传，他们的名字、履历今得为人所知，全赖这些榜题。画像上的职官榜题帮助了解墓主的同时，对于研究当时的职官制度也有帮助，安作璋和熊铁基在研究汉代县官属吏“贼曹”时，就提到武氏祠中的相关榜题(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齐鲁书社，1985年，第178页）。
（3）榜题标明了图像在墓中的布局。迄今所见标明图像在墓中布局的榜题最明确的是苍山城前村元嘉元年题记，该题记从墓室后墙画像记录起，一直说到墓门，简洁直白地描述了墓中的画像。这篇题记不仅对于研究画像在墓室的空间布局有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当时人的空间观念也很有用处。
（4）榜题可以帮助了解东汉人对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评价，对祥瑞的崇拜。这类榜题集中出现在山东嘉祥武梁祠中。如武梁祠西壁上有关于伏羲、祝诵、神农、黄帝、顼、俈、尧、舜、禹等古代帝王的图像及榜题铭赞，从图像及其上榜题可知，三皇五帝的观念在东汉社会，不仅上层统治者有，社会中下层同样有。祥瑞榜题集中见于武梁祠顶，惜多已剥落不全，残存文字较完整的有“银瓮刑法得中”“比目鱼，王□明无不衙□至”“比肩兽，王者德及鳏寡则至”“比翼鸟，王者德及高远则至”等（《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第90页），这些祥瑞榜题多与《宋书·瑞符志》所载相同，应是社会上流传较久的观念。
以上简要归纳了榜题对图像解读的积极作用，在近年的研究中，学人或多或少都涉及这些方面。当然，榜题的内容远比以上归纳丰富，它们还记录了石刻工匠，祠堂、阙等的造价等内容。这些榜题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史以及汉代书法史、民间工匠的文字能力等方面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三、榜题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汉代画像(壁画)榜题虽然有助于我们释读图像，了解相关信息，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学人对于榜题的判读、解释产生歧见，使不少问题依然是见仁见智。
（1）榜题中的碑别字问题。有些榜题由于用了“碑别字”，导致学人的判读有歧义，直接影响了对图像组合及其意义的阐释。如对于江苏徐州铜山区东沿村一东汉祠堂侧壁画像榜题的阐释，便有“荣成(容成)”“荧或(荧惑)”等不同的释读（参见武利华、朱浒、姜生、陈秀慧等人的研究），虽然持见有所不同，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榜题既不能直接读为“荣成(容成)”，也不能直接读为“荧或(荧惑)”。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歧义，正是由于那些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了学人的判读。
（2）榜题中的假借字问题。有些榜题文字本身清晰，但假借为何字，则所见有异。山东苍山(现兰陵)城前村墓画像石题记因主体内容是描述墓中画像布局，受到学人高度重视，多人对题记进行了不同的释读，虽然大同小异，对有些字的解释，差别则是明显的，并由此影响了学人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如“上卫桥”的“卫”，巫鸿《超越“大限”——苍山石刻与墓葬叙事画像》释为“渭”，认为景、武二帝先后都在渭河上修桥，以连接都城长安与城北的帝陵，皇帝死后的灵车亦是通过该桥去往陵区，“渭河因此成为人们心目中死亡的象征”（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第217页）。孙机《仙凡幽明之间——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则释“卫桥”之“卫”为“危”，认为从音韵上来说，卫、危可相通假，意思也很通顺。所以无须迂回地将“卫桥”读作“渭桥”（《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3）其他因素。有时榜题字迹清晰，也不存在通假，同样会产生歧义。如对于山东嘉祥宋山永寿三年祠堂题记中所涉及的祠主姓氏问题，便存在“姓安，单名国”(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和“姓氏不详，名为安国”(李发林《嘉祥宋山出土永寿三年石刻题记简释》，《山东汉画像石研究》，齐鲁书社，1982年，第101—108页)两种说法。
由上所举三例可以看出，对榜题的判读不可小视，一字之差，很可能就影响到后面阐释的方向。特别是考虑到汉代石刻工匠的文字能力和文字标准的执行力度，以及今天研究者的立场、水平等因素，我们对于汉代画像上的一些文字已不可能达成一致的判读，歧义和争论还将持续下去。不过，虽然对榜题的不同判读影响着学人对相关图像情景的认识，以及对图像意义的阐释，但榜题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用它来识别图像、复原情景、阐释意义要远比用传世文献（尤其是汉代以后的文献）更贴近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