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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都与元丽关系-以高丽元宗、忠烈王在上都奏事为例

发布日期:2016-05-03 原文刊于

元上都与元丽关系

                  -以高丽元宗、忠烈王在上都奏事为例

 

乌云高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原刊于《元史论丛》第十二20107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上都作为元代的夏都,在元丽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2635月开平府升为上都,确定上都、大都两度制以后,蒙元皇帝巡幸两都,每年农历四五月份,皇帝离开大都到上都,到九、十月份再从上都返回大都。忽必烈在位期间,对高丽主要围绕国王亲朝、迁旧都,助粮、助征日本等事进行交涉。高丽元宗在位期间,高丽与蒙元的关系有所好转。自元宗开始高丽国王多次亲朝到蒙古,忠烈王继位之后,高丽王室与元朝公主联姻,进一步提高了高丽在元朝的地位。高丽元宗、忠烈王均以世子身份、国王身份到过元上都觐见忽必烈,奏报高丽国内的重要事情。

本文以高丽元宗、忠烈王在上都觐见忽必烈奏报重要事项为例,就元上都与元丽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 高丽元宗在上都觐见忽必烈

1218年至1259年四十余年间,蒙古与高丽的关系主要以征服战争和抵抗的关系为主,两国之间并未形成长期、稳定的朝贡关系体系。1259年高丽高宗无奈答应与蒙古讲和,并派其世子倎亲朝蒙古。世子倎在汴梁迎谒北归途中的忽必烈,并伴随忽必烈到开平府。高丽世子倎随忽必烈到开平府,结束了蒙古与高丽多年以来的战争局势,蒙古与高丽的关系有了好转。

12594月高丽高宗长子倎替其父亲入朝蒙古,当时蒙哥合汗正在攻打南宋合州,世子倎奉命赴四川朝见蒙哥合汗。但是,同年7月蒙哥合汗在征南宋时死在四川合州钓鱼山。当高丽世子倎还未到达四川来到甘肃六盘山时,接到了蒙哥合汗去世的消息。当时,忽必烈统率蒙古另一路人马正在攻打南宋鄂州,忽必烈在鄂州也接到了蒙哥合汗去世的消息,并得知其弟阿里不哥在漠北策划继承汗位之事,于是匆忙答应与宋议和,北上赶往开平。这时,世子倎并没有因得知蒙哥合汗的死讯而回国,他转道朝见了北归途中的忽必烈。世子倎在汴梁迎谒忽必烈,这使忽必烈非常高兴,他认为“高丽万里之国,自唐太宗亲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来归我,此天意也”[1],并大加褒奖世子倎,让他随驾一起到开平府。世子倎此次入朝蒙古意义重大,忽必烈与倎的会见并不意味着高丽从根本上屈服于蒙古,但此次双方会见成为蒙古与高丽关系好转的契机。忽必烈利用这次机会决定罢兵,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使蒙古与高丽的关系向亲善的方向发展[2]

同年630日高宗去世,高丽派朴天植告哀于蒙古。高丽高宗去世的消息传到开平之后,江淮宣抚使赵良弼向忽必烈进言:“高丽虽名小国,依阻山海,国家用兵二十余年尚未臣服,前岁太子倎来朝,适銮舆西征,留滞者二年矣。供张疏薄,无以怀辑其心,一旦得归,将不复来,宜厚其馆谷,待以藩王之礼。今闻其父已死,诚能立倎为王,遣送还国,必感恩戴德,愿修臣职,是不劳一卒而得一国也”[3]。赵良弼认为高丽虽是个小国家,但蒙古用兵二十多年,仍未能使其臣服是因为高丽靠山海的险阻。指出世子倎在蒙哥合汗征南宋时来到蒙古,其馆舍待遇并不优厚,这样很难笼络其心。建议应该提高世子倎的馆舍待遇,以藩王之礼对待,这样才能使世子倎对忽必烈感恩戴德,诚心臣服。不然世子倎一旦归国就不会再来蒙古。此次趁高宗去世之际,立世子倎为高丽国王,并让他回国继位,这样可以不动干戈就能使高丽归附蒙古。陕西宣抚使廉希宪也这样认为:“高丽国王尝遣其世子倎入觐,会宪宗将兵攻宋,倎留三年不遣,今闻其父已死,若立倎,遣归国,彼必怀德于我,是不烦兵而得一国也 ”[4]。忽必烈采纳了赵良弼和廉希宪的建议,立即改善倎的馆舍待遇,并立倎为高丽新王,以束里大为高丽达鲁花赤,领兵护送归国。高丽世子倎离开开平府,于12604月在江华岛继位,为元宗。

高丽世子倎离开开平府不久,忽必烈被亲王合丹、阿只吉等西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等东道诸王拥立为帝,在开平即位。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此时也在漠北称汗,蒙古出现了南北两个汗国对立的局面。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12644月忽必烈诏谕元宗亲朝蒙古,告知高丽蒙古要在上都召集王公贵族庆贺平定阿里不哥之乱,让元宗也来参加。《高丽史》记载:“元宗五年五月庚辰,蒙古遣使来诏曰:朝觐诸侯之大典也,朕缵承丕緖,于今五年,第以兵兴,有所不暇,近西北诸王,率众款附,拟今岁,朝王公群牧于上都,卿宜乘驲而来,庸修世见之礼 [5]

此时蒙古与高丽的关系虽然越来越向亲善的方向发展,但高丽方面对国王的亲朝问题朝臣意见有分歧。《高丽史节要》记载:“会宰相,议亲朝,皆持疑曰不可,平章事李藏用,独奏曰‘王,觐则和亲,否则生衅’,王从其言,定入朝[6]。元宗召集百官商议是否到蒙古亲朝的问题,多数大臣对蒙古持怀疑的态度。金俊等人担心此次国王亲朝到蒙古恐有变故,唯独李藏用认为元宗亲朝才能使两国关系和善,反之则有碍于两国关系的亲善。元宗采纳了李藏用的意见,坚定亲朝蒙古。

同年6月元宗带着李藏用到了蒙古,在上都觐见忽必烈。元宗此次到蒙古亲朝,受到蒙古一诸侯的待遇,进一步推进了蒙古与高丽关系的亲善[7]。《益斋乱稿》记载:“天子所以待遇之,诸侯王莫敢望”[8]忽必烈要求高丽履行征兵、助粮、编户籍、屯田等要求,李藏用向蒙古解释高丽国内的种种困难,委婉地拒绝了蒙古的要求[9]。《稼亭集》记载:“至元元年有诏,今岁王公群牧咸会上都,王其乘驿而朝。文真以平章从忠烈王入觐,宠遇异常。文真德业文章,闻于中国。时右丞相、东平、忠宪王甚器重之,待以殊礼,坐必虚其右。翰林王学士诸公歆其风裁,皆愿内交。凡所对扬休命与本国兴利除害者,民到于今赖之” [10]李藏用此次随从元宗到蒙古与翰林学士王鹗等交友。元宗此次入朝蒙古意义重大,元宗与忽必烈约定蒙古将从高丽撤兵,高丽以三年为期迁出江华岛。

 

二、忠烈王以世子身份在上都

12616月忠烈王以世子的身份到过上都。《高丽史》记载,元宗二年(元中统二年,1261)夏四月巳酉“遣太子谌如蒙古,贺平阿里不哥表”[11]。《元史》记载:“中统二年六月庚申高丽国王倎更名禃,遣其世子愖奉表来朝”[12]。以上史料证明,高丽世子谌是在418日从高丽出发,于630日到上都。世子谌一行人马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从高丽来到上都。此次高丽元宗派世子愖入朝蒙古的目的,一是,祝贺忽必烈平定阿里不哥之乱,二是,告知蒙古高丽元宗更名为禃之事。

关于高丽世子谌此次入朝蒙古《中堂事记》的记载比较详细,但是,《中堂事记》将世子谌误载为世子植。世子谌来朝的时间也与《元史》有出入。《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六月十日庚子是日高丽世子植(谌)来朝,诏馆于都东郊官舍,从行者一十八人,选必阇赤太原张大本,字仲端,美丰仪辨而有文采,为馆伴焉。继命翰林承旨王鹗、郎中焦飞卿犒慰有。诏翼日都省官与高丽使人每,就省中戏剧者。十一日辛丑都堂置酒宴,世子植等于西序,其押燕者。右丞相史公(史天泽),左丞相忽鲁不花,王平章(王文统)、张右承、张左承、杨参政、姚宣抚、贾郎中(贾居贞)、高圣举从西榻南头至东北作曲肘座。掌记王恽、通译事、李显祖皆地座西向,其高丽世子与参政李藏用字显甫尚书李翰林直学士南榻坐亦西向。又有龙舒院书状等官凡六人、尚书以下三人皆襪,而登席相次地坐,酒数行语既不通,其问答各以书相示。丞相史公首问曰:‘汝国海中所臣者,凡几处军军旅有无?见征戌者掌兵者何人?官号何名?’参政李藏用对曰:‘掌兵者金氏(金俊)’史曰:‘岂伤犹以莫利支为名乎’”[13]。这段史料记载了1261年六月高丽世子谌入朝蒙古时,在宴席上虽然有必阇赤和通译官在场,但两国使臣语言不通,最后只能通过笔谈才能交流的情景。史天泽等人详细询问高丽国内的情况。高丽参政李藏用受到了史天泽、王鹗等人的喜爱。

12698月忠烈王以世子身份在上都觐见忽必烈,奏报高丽元宗被废之事。12696月林衍等人反对急于迁都的元宗,想把元宗流配到海岛,李藏用知道不能阻止林衍等人的行为,亦提出让位的建议。于是,林衍废元宗,逼迫他移到别宫,立其弟安庆公淐为王。《高丽史》记载:“六月壬辰,林衍谋不轨,欲行大事,会宰枢议。侍中李藏用度不能止,以逊位为言。乙未衍擐甲率三别抄六番都房诣安庆公淐第会百官,奉淐为王,忽风雨暴作,拔木飞瓦,衍使人逼王迁于别宫” [14]

林衍派郭汝弼持元宗及新王淐的表文到蒙古,元宗逊位表曰:“臣当遇盛辰笃承洪造,常欲率先于奉职,永言报上以为心何,自去年而灾变履彰,至于今日而疹病,斯作多方欲救,一效莫期。既已弥留,恐颠跻之,无日或不幸,将托付于何人,且元子朝觐而未归噫,小邦保厘之难旷,况臣父当据祖宗典故,而嘱臣曰:‘苟有递代当先弟及’,臣弟安庆公淐三入天庭,而亲觐累蒙圣眷之,特加民望所归,侯奉堪守兹。禀遗训,又循佥言,乃于六月二十二日俾摄国事”[15]。林衍等以元宗的名义向忽必烈汇报,元宗是遵照先父的遗训因病让位于其弟淐的。淐表曰:“臣兄禃坐不摄生,忽被阴阳之寇居,常茹痛未谙朝夕之虞,爰以重器嘱于孱质,臣实增骇惶,牢执辞逊。臣兄谓曰:‘先父当有治,命当先弟及,尔志虽固,父言奚违’,乃命臣权守国事”[16]。淐在这里强调其兄元宗是奉先父之命,虽然自己百般推脱,但元宗执意要逊位于他。

忽必烈并不知道高丽国内发生的这一切,看了元宗及淐的表文,并未起疑。此时,元宗之子谌在从蒙古回高丽的途中。林衍等怕世子谌到高丽之后朝中出现政变,想斩草除根,想在半路上截杀世子谌。谌走到婆沙府时,静州官奴丁伍孚告诉他元宗被废之事,谌听了之后将信将疑,奴丁伍孚说不信可问到达灵州的郭汝弼。谌派人问郭汝弼之后确信奴丁伍孚所说是真的。急忙返回蒙古向忽必烈禀报了国中之变。《元史》记载:“至元六年八月丙申高丽国世子愖奏,其国臣僚擅废国王王禃,立其弟安庆公淐。诏遣斡朵思不花、李谔等往其国详问,条具以闻” [17]。忽必烈派斡朵思不花、李谔到高丽问详情,并在给高丽的诏书中表示,高丽权臣废元宗之事,听了愖的汇报之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元宗继位以来并未有过失,即使他有何过失,应该禀报蒙古朝廷定夺,岂有作为臣子的擅自废其王位的道理。并警告林衍等如有伤害元宗父子的行为,并不饶恕。让林衍和淐详细说明废立国王的理由。忽必烈又命世子谌领兵三千与斡朵思不花、李谔等一同回高丽解救国难。《元史》记载:至元六年九月己未,授高丽世子王愖特进上柱国、东安公。戊辰,敕高丽世子愖率兵三千赴其国难,愖辞东安公,乃授特进上柱国 [18]。斡朵思不花、李谔回时高丽派金方庆为陪使奉权国王淐表到蒙古。当时,忽必烈在上都,所以高丽使臣到上都觐见忽必烈。此次的上表内容与郭汝弼所带来的表文内容相似,称“国王禃遘疾,令弟淐权国事” [19]

元宗被废事件发生之后,蒙古枢密院诸大臣商议征高丽之事。开始马亨认为趁这次林衍废国王事件,以取日本为名出兵,可袭其国,定为郡县。后来马亨觉得现在高丽国内发生事端,不宜遣兵征伐。如果高丽方面上表陈情,可以免罪, 减其贡献, 安抚百姓,以德感化。平南宋后,高丽要是再有反叛的表现,出兵征讨也不晚。马希骥主张可将高丽军民根据多寡离而为二,分治其国,使权侔势等,自相维制,则徐议良图,亦易为区处耳 [20]

忽必烈派黑的到高丽诏元宗、林衍和淐一同到蒙古说明缘由。并派头辇哥领兵到高丽边境,赵璧在东京待命。《元史》记载:至元六年冬十月丁亥,诏遣兵部侍郎黑的、淄莱路总管府判官徐世雄,召高丽国王王禃、王弟淐及权臣林衍俱赴阙。命国王头辇哥以兵压其境,赵璧行中书省于东京。仍降诏谕高丽国军民 [21]

在废立事件的同时,高丽西北兵马使崔坦等率众归附蒙古,这使高丽西京(平壤)以下六十城归蒙古管辖。《元史》记载:至元六年十一月癸卯,高丽都统领崔坦等,以林衍作乱,挈西京五十余城来附。丁未,签王綧、洪茶丘军三千人往定高丽。高丽西京都统李延龄乞益兵,遣忙哥都率兵寡废疾之人,月给米二斗。庚午,高丽国王王禃遣其尚书礼部侍郎朴烋从黑的入朝,表称受诏已复立,寻当入觐。筑新城于汉江西”[22]。很明显假设林衍等不重新立元宗为王的话,蒙古做好了以武力干涉高丽内政的准备。林衍等在无奈之下于11月废了安庆公淐,又重新立元宗为王。

元宗复位之后,让其子顺安侯悰监国,亲自入朝蒙古。《元史》记载:“至元七年春正月辛丑朔,高丽国王王禃遣使来贺。甲寅,高丽国王王禃遣使来言:‘比奉诏臣已复位,今从七百人入觐 ’。诏令从四百人来,余留之西京” [23]1270年高丽元宗到蒙古,想带七百名随从人员觐见,蒙古方面只允许带四百人来,命其余人留在高丽西京。

忽必烈认为林衍和淐的行为分明是反叛蒙古的举动,林衍罪不可赦,淐受权臣摆布,情非所以,可以宽恕。《元史》记载:“至元七年二月乙未,高丽国王王禃来朝,又诏令国王头辇哥等举军入高丽旧京,以脱朵儿、焦天翼为其国达鲁花赤,护送禃还国,仍下诏:‘林衍废立,罪不可赦。安庆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宽宥。有能执送衍者,虽旧在其党,亦必重增官秩  ’” [24]。同年2月林衍忧闷而病死。

 

三、忠烈王在上都奏征日本事

1274826忠烈王受命继承高丽王位。12786月中旬忠烈王与公主一同到元朝,此次是忠烈王与公主成婚五年后入元朝。元朝方面派诸王公主迎接忠烈王与公主,并以公主、驸马的待遇宴请忠烈王与公主。忽必烈封忠烈王为“驸马高丽国王”的殊荣,并赐金银、虎符。忠烈王与公主此次入朝是因为1277年正月8日在高丽发生了诬告金方庆的事件。有人给达鲁花赤写匿名信诬告金方庆要谋反。元朝对金方庆叛乱事件,命高丽国王调查清楚,并命忻都和洪茶丘领兵防御,协助忠烈王调查此事。忽必烈又授洪茶丘“镇国上将军、东征都元帅,镇高丽”[25]。可见,忽必烈授洪茶丘镇国上将军的特殊职位,应该是为了让他处理金方庆诬告事件,镇服高丽而设立的[26]。忠烈王向元朝汇报匿名信的事情是没根据的,金方庆谋反不是事实。但是,同年12月,金方庆第二次被诬告,洪茶丘在调查金方庆诬告事件时,让金方庆下大狱,并严刑拷打,想让他承认谋反的事实。1278316日忠烈王为了让忽必烈给金方庆公平的处置,派张舜龙到元朝请求入朝。41日忠烈王与公主从高丽出发,6月中旬到达上都觐见忽必烈。73日忠烈王觐见忽必烈时,先向忽必烈奏请愿助攻日本之事,随后又奏请不让洪茶丘干预高丽国政,请求元朝的屯田军从高丽撤出,罢免高丽的达鲁花赤等问题,一一得到忽必烈的同意。《高丽史》记载:王四年秋七月甲申王谒帝,又奏曰:‘陛下以公主,抚以圣恩,小邦之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丘在焉,臣之为国不亦难哉,如茶丘者,只宜理会军事,至于国家之事,皆欲擅断。其置达鲁花赤于南方,亦非臣所知也,上国必欲置军于小邦,宁以鞑靼、汉儿军无论多小而遣之,如茶丘之军,惟望召还’帝曰:‘此易事耳’。有閒曰:‘惟尧、舜、禹、汤能行帝王之道,其后君弱臣强,衣食皆请于臣,昔有一君嗜羊肉,其臣与之则食,不与则不得食,宋度宗在此,幼儿之父也,贾似道擅权,使度宗出,其爱妾不得已从之,安有君而畏臣,去其宠妾哉,王之父王何不免林衍擅立耶? 朕闻王亦信宰相之诱,如此而能治国,则固善其如不能可不愧乎?’对曰:‘茶丘之妄言也’。帝曰:‘非惟茶丘人多言之,汝可与宰相择所以善持国者,商量而行’。王奏曰:‘今奸人以方庆为谋叛,告于忻都,忻都引兵入王京,执而讯之无他,唯东征将士有不纳军器于官者,夺其职而杖之,方庆虽无叛状,时为冢宰不纳军器者,不加检举,罪其踈慢,于海岛。然此乃有憾者所谗也,后有若此不法者臣请罪之’。’”“赤向虎符。随着元朝与高丽德代高有所提高,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帝曰:‘汝其识哉’。’”“谓诸官人曰: ‘可亟召茶丘还’。又问:‘忻都何如?’对曰:‘忻都鞑靼人也,可则可矣,使茶丘在则与高丽军妄构是非,虽忻都不能不信,望令茶丘与高丽军皆还于朝,以鞑靼、汉儿军代之’。帝曰:‘可’ [27]。忽必烈这么痛快的答应忠烈王的请求,这应该与忠烈王娶公主,成为忽必烈的女婿有关,忽必烈与忠烈王的交谈又亲密又直接,忽必烈的话里行间表露出他希望忠烈王不再受到权臣擅政的影响,希望他能独自处理好国中政务。一直以来,高丽难以解决的诸问题,在此次忠烈王觐见忽必烈之后全部迎刃而解,高丽民众再次为公主下嫁所带来的恩遇歌功颂德。当924日忠烈王与公主从元朝回来时,国人感激流涕。《高丽史》记载:“忠王四年九月乙巳,王与公主至自元,百官班迎于郊。是行也,凡国家骚扰事,一切奏除,国人颂德感泣” [28]。元朝公主下嫁对高丽国王来讲,是以元朝的权威为后盾击退继崔氏、金俊、林衍之后的所有武臣政权,称得上是恢复国王权利的象征[29]

12808月忠烈王为征日本事到上都觐见忽必烈。《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六年八月辛卯,王至上都,时帝在阇干那兀[30],王遂如行在。乙未谒帝,帝宴王仍命从臣赴宴。先是王使朴义奏曰: ‘东征之事臣请入朝禀旨’。 帝许之。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命。茶丘曰: ‘臣若不举日本何面目復见陛下’? 于是约束曰: ‘茶丘、忻都率蒙丽汉四万军发合浦。范文虎率蛮军十万发江南,俱会日本一歧岛,兩军毕集,直抵日本破之必矣’。王以七事请: 一、以我军鎭戍耽罗者,补东征之师。二、减丽汉军,使阇里帖木儿益发蒙军以进。三、勿加洪茶丘职任,待其成功赏之。且令阇里帖木儿与臣管征东省事。四、小国军官,皆赐牌面。 五、汉地滨海之人,幷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问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阅送军马。帝曰: ‘已领所奏’”[31]。上述史料证明,822日当忠烈王到上都时,忽必烈在察罕脑儿行宫,于是忠烈王请求到察罕脑儿行宫向忽必烈禀报东征之事,忽必烈许他前来。826日忠烈王在察罕脑儿觐见忽必烈。上都到察罕脑儿行宫三日程[32],从忠烈王822日到上都,826日见忽必烈来看,忠烈王应该是23日从上都出发,25日到达察罕脑儿行宫的。当时,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都接到忽必烈之命前来商议再征日本之事。商定的结果是忻都和洪茶丘率蒙汉军和高丽军从高丽合浦出发,约定范文虎率领江南军在日本一歧岛两军集合,攻破日本本土。忠烈王还向忽必烈请求了七件事得到忽必烈的许可。一是请求以耽罗的屯田军补东征军。因第一次东征失败之后,忽必烈于1275年三月派杜世忠等诏谕日本的同时督促东征军生存者回来;二是请求减少汉军和高丽军,主要以蒙古军的进攻为主;三是请求不要加洪茶丘的职责,东征事由阇里帖木儿和忠烈王来管理;四是请求给高丽军官都赐给牌子;五是请求以沿海的人充当梢工水手;六是请求派遣按察使体察百姓疾苦;七是请求到合浦送东征军马。

忠烈王七个请求中第三个件要求与阇里帖木儿一起管理东征行省之事。这表明忠烈王想得到征东行中书省的监督权。《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八月戊寅以前所括愿从军者为军,付茶忽[33]领之,征日本。戊戌,高丽王王賰来朝,且言将益兵三万征日本.以范文虎、忻都、 洪茶丘为中书右丞,李庭、张拔突为参知政事,并行中书省事” [34]。在忠烈王到达元朝时,忽必烈已经任命任命范文虎、忻都、洪茶丘为征东行中书省右丞,李庭、张拔图为参知政事。这标志着征东行中书省已经成立[35]。到了十月,高丽忠烈王的要求得以实现,被任命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冬十月庚午,塔剌不罕军与贼力战者,命给田赏之.癸酉, 加高丽国王王賰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甲戌,遣使括开元等路军三千征日本。戊寅,发兵十万,命范文虎将之。赐右丞洪茶丘所将征日本新附军钞及甲” [36]。征东行省主要以江淮行省为中心,以高丽和开元宣慰司协助构成,是为征服日本而设立的临时的军事机构[37]

忠烈王担任征东行中书省左丞之后,积极组织国内的诸将领准备东征之事。元朝也按照忠烈王的要求给高丽将领赐虎符、牌子。《元史》记载:“至元十七年十二月辛未,高丽国王王賰领兵万人、水手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粮一十万石,出征日本.给右丞洪茶丘等战具、高丽国铠甲战袄。谕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丽,毋扰其民。以高丽中赞金方庆为征日本都元帅,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鼎为管高丽国征日本军万户,并赐虎符” [38]

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出征日本,但因遇到台风,蒙古和高丽联合军损失惨重,元朝的征日本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1]《高丽史》卷二十五,(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12年)版,第380页。

[2] 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东洋文库,昭和六年(1931年)8月版,第27页。

[3]《高丽史》卷二十五,第380页。

[4]元史·世祖本纪》卷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63页。

[5]《高丽史》卷二十六,第391页。

[6] 《高丽史节要》卷十八,元宗順孝大王(一),‘元宗五年’条,(韩国)东国文化社,檀纪4293年(1960年)版,第422页。

[7] 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第27-28页。

[8] 齐贤《益斋乱稿》卷九,“有元赠敦信明义保节贞亮济美翊顺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尙书右丞相上柱国忠宪王世家”,《韩国文集丛刊》2,(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585页。

[9]《高丽史》卷一百二十,李藏用传,200页。

[10]《稼亭集》卷十二,“高丽国承奉郞摠部散郞赐绯鱼袋赠三重大匡佥议政丞判典理司事上护军奇公行狀”,《韩国文集丛刊》3,(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171页。

[11]《高丽史》,卷二十五,第385页。

[12] 《元史·世祖本纪》卷四,第71页。

[13]《中堂事记》下,王恽《秋涧集》卷八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14]《高丽史》卷二十六,第399

[15]《高丽史》卷二十六,第399

[16]《高丽史》卷二十六,第399

[17]元史·世祖本纪》卷六,第122页。

[18]元史·世祖本纪》卷六,第123页。

[19]元史·世祖本纪》卷六,第123页。

[20]元史·高丽传》卷二百八,第4616页。

[21]元史·世祖本纪》卷六,第123页。

[22]元史·世祖本纪》卷六,第123页。

[23]元史·世祖本纪》卷七,第127页。

[24]元史·世祖本纪》卷七,第128页。

[25]《元史》卷一百五十四,洪茶丘传,第36293630页。

[26] 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第159页。

[27]《高丽史》卷二十八,第439440页。

[28]《高丽史》卷二十八,第443页。

[29] 森平雅彦《驸马高丽国王の成立—元朝における高丽王の地位についての预备的考察》,《东洋学报》第79卷第4号,19983月,第353页。

[30] 注:此处的“阇干那兀”是指察罕脑儿。

[31]《高丽史》卷二十九,第450451页。

[32] 陈得芝《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33] 注:此处“茶忽”应指洪茶丘,有时为“察忽”,洪茶丘原名洪俊奇,“察忽”有可能是蒙古语的叫法

[34]元史·世祖本纪》卷十一,第226页。

[35] 池内宏《高麗に於ける元の行省》,《东洋学报》第20卷第3号,1933年,第304页。

[36]元史·世祖本纪》卷十一,第226页。

[37] 北村秀人《高麗に於ける征東行省のついて》,《朝鲜学报》第32辑,1264年,第5页。

[38]元史·世祖本纪》卷十一,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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