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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地名辨正二則——“馬金山”、“忽蘭若班”二地札記

发布日期:2018-12-30 原文刊于:《文史》2016年第4辑
曹金成

 

《元史》中有兩个僅出現一次的地名“馬金山”與“忽蘭若班”,分別見於卷三五《文宗紀四》和卷一〇〇《兵志三》,然通過對勘相關史料,此二地名皆有誤,前者實應作“金馬山”,後者實應作“忽蘭荅班”,中華書局點校本皆未校出。茲作辨正如下。

 

 

《元史》卷三五《文宗紀四》至順二年(1331)春正月己卯條載:

 

行樞密臣言:“十一月,仁德府權達魯花赤曲朮,糾集兵衆以討雲南,首敗伯忽賊兵於馬龍州,以是月十一日殺伯忽弟拜延,獻馘於豫王。十三日,戰于馬金山,獲伯忽及其弟伯顏察兒、其黨拜不花、卜顏帖木兒等十餘人,誅之,餘兵皆潰,獨祿余猶據金沙江。”有旨趣進兵討之。

 

據《元史·文宗紀三》,至順元年正月,雲南宗王禿堅、萬戶伯忽等舉兵反,攻陷雲南行省省治中慶路(治今雲南昆明),劫持行省左丞忻都。二月,禿堅自立為雲南王,以伯忽為丞相[1]。上引史料敘述了平叛元軍擒斬伯忽的經過。其中提到幾個地名,仁德府、馬龍州皆為元代雲南行政區劃,唯馬金山不見於史載。而在其他材料中,該山的名稱卻有所不同。

黃溍《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二碑》記載:被劫持的行省左丞忻都暗中策反了叛軍將領忽哥兒、兀馬兒,“相處既久,因說以逆順禍福,刺血撓金為誓,謀共殺反者”。當元軍前來討伐之時,“伯忽遣忽哥兒、兀馬兒往拒之。行次霑益州,兩人如公(引者按:指忻都)宿約,徑回金馬山,殺伯忽兄弟三人,得其所劫省印以授公,復立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2]。儘管在細節上與《元史·文宗紀四》有所出入,但所述均為伯忽兄弟三人被殺之事。可以看到,在黃溍筆下,伯忽敗死的地點不是“馬金山”,而是“金馬山”。檢驗其他史料可知,當以後者為確。

《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卷中《雲南等處行中書省·中慶路》“景致”條載有“金馬山”山名,注曰:“俗傳昔有金馬隱現於山,漢宣令王褒祭金馬、碧雞,故二山皆有祠。”[3]所稱王褒祭祀一事,見於《漢書•王褒傳》:“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4]同書《郊祀志下》亦載:“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5]據向達先生研究,金馬碧雞的傳說本來出現於姚州(今雲南大姚)一帶,後東移至昆明附近,昆明周邊的東、西兩座山遂分別被稱為金馬山和碧雞山[6]。實際上,《元史》就曾提到這座金馬山。卷四六《順帝紀九》:“(至正二十二年三月)甲寅,四川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明玉珍弟明二。”卷一六七《張立道傳》也記載雲南“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之間”[7]。直到今天,金馬山的山名仍然存在,所以較新出版的雲南地方史著作將伯忽敗死之役概括為“再戰於金馬山,伯忽被擒”[8],未用《元史·文宗紀四》中的“馬金山”一名。“馬金山”顯然是金馬山的倒誤,應予乙正。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腹裏所轄軍民屯田”條下載: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月兒魯官人言:“近於滅捏怯土、赤納赤、高州、忽蘭若班等處,改置驛傳,臣等議,可於舊置驛所設立屯田。”從之。[9]

 

這段記載不見於《元史》紀、傳等相關史料。其中的“月兒魯官人”,即玉昔帖木兒,成吉思汗“四傑”之一博爾朮之孫,時任御史大夫,《元史》本傳稱其為“月呂魯那演”[10]。上引史料主要敘述了玉昔帖木兒建言於滅捏怯土、赤納赤、高州、忽蘭若班等驛站處所設立屯田之事。“忽蘭若班”一詞中,“忽蘭”應該就是《元朝秘史》中屢次出現的“忽剌安”(hula’an),旁注為“紅”[11]“若班”則頗為難解,蒙古語中并無相近詞匯。清人魏源(17941857)所著《元史新編》於此處將“忽蘭若班”改為“忽蘭荅班”,但未說明依據[12]。通過參照其他史料,可以推斷,魏源的修改是正確的,“若班”實應作“荅班”,若、荅二字形近致誤。

首先,元代蒙古語中确实有“荅班”一词,即《元朝秘史》旁注為“嶺”的“荅巴安”(daba’an[13],今杭愛山就被時人稱為“抗海荅班”[14]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今存蒙元時期漢文文獻中確曾出現hula’an daba’an一詞,但却被寫作“忽攔班”[15],此名實可勘同為“忽蘭荅班”,意即紅色山嶺。

元代歸德路儒學教授張德翥撰於皇慶二年(1315)的《季家林墓碑》,記載了季氏後代季庭璋於至元十五(1278)、十六年隨伯木兒大王“赴北出征”,平定漠北失里吉、藥木忽兒叛亂[16]之事:

 

十五年四月,赴北出征。次年二月,受敕、樞密院劄付,充漢軍都元帥府都鎮撫,管領軍馬。到于和林成[]濶濶地面,先行出哨,根趕不拜戶,至忽攔班口子擒捉回還,蒙伯木兒大王賞羊十四、牛一只,及蒙樞密院定奪升遷。[17]

 

關於此事,元人黃溍為劉國傑所撰神道碑中也有涉及:

 

(至元)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叛王脫脫木犯邊,公(劉國傑)曰:“彼全軍而來,巢穴必虛。”乃出其不意襲擊之,俘其生口、畜牧萬計,脫脫木以騎兵來追,至謙河,溺死者過半。[18]

 

脫脫木即脫脫木兒,拖雷子歲哥都之子,至元十三年煽動失里吉叛元。張德翥和黃溍所記實為同一背景。將兩條記載聯繫起來看,季庭璋所追襲的“不拜戶”,很可能就是脫脫木在“犯邊”前派出的頭哨。“頭哨”一詞,在《元朝秘史》中漢字音譯蒙古文一般作“阿斤赤”(alginči),偶爾也作“莽來”(manglai[19]。大蒙古國建立前草原群雄並立,札木合在被十二部聯軍立為汗後,欲襲擊成吉思和王罕,後者得到消息馬上派出頭哨刺探軍情,《元朝秘史》第142節對此作了詳細記載,成為我們推斷不拜戶身份的一個例證: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着,順克魯漣河迎着札木合去。成吉思使阿勒壇等三人作頭哨,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徹克徹列、赤忽兒忽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惕乞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拿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四人說話了。見天色已晚,卻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據此可知,當時作戰前不只派出一位頭哨,從頭哨內還可派出頭哨;而且,雙方的頭哨相距甚近,以致能聽到對方說話。所以,季庭璋才有機會將對方“擒捉回還”[20]

然而,失里吉等人的整個叛亂並未持續太久,到至元十七年已基本被平定。

那麼,《季家林墓碑》中的“忽攔班”與本節開篇所引《元史·兵志三》中的“忽蘭若班”是否可勘同為同一地呢?從當時背景來看,可能性很大。元軍平叛後佔據了忽攔班口子,該地是一個山口,處於交通要道,因此首先設置了驛站。出於長期駐守的考慮,玉昔帖木兒又建言在這一帶開辟屯田。關於該地地望,據劉迎勝先生研究,脫脫木兒是從欠州“領兵南下,進襲杭海山東”[21],所以,此地應大致在杭海山西北至謙州(亦作“欠州”,今葉尼塞河上游烏魯克穆河與克穆齊克河流域)之間。

附帶指出,古代蒙古人有將顏色屬性加在地名上的習慣[22],而以紅色冠於地名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大蒙古國時期到過漠北的張德輝在其紀行中就提到過“忽蘭赤斤”一地[23],而在當時的西域也有叫做“忽蘭兀孫”的地名[24],至今像烏蘭哈達(赤峰)、烏蘭察布(紅色埡口)、烏蘭巴托(紅色英雄)等為我們詳熟的城市,也都屬於此種情況。這說明蒙古人自古就對紅色情有獨鐘,因此當時由漠北至中亞,名為hula’an daba’an的地方不止一地。一二二〇年,長春真人丘處機應詔經漠北至西域觐見成吉思汗,次年八月行至阿爾泰山東北臨時駐營休息。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於此記載:

 

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窩闊台)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阿爾泰山)前,臨河(烏倫古河)止泊。[25]

 

關於“深谷長坂”,張星烺先生注釋說:“長春經烏蘭達坂關度金山者也”,并謂“程同文、丁謙及白萊脫胥乃竇皆同此主張”[26]。地理學家陳正祥注《西遊記》,其98注云:“Potanin的《蒙古遊記》中,曾說有俄國駝商二隊,在1877年由科布多經烏蘭達坂山口,過布爾根河前往古城子。”[27]波塔寧(Potanin)是近代俄國旅行家,他從蒙古高原西部的科布多經“烏蘭達坂山口”逾阿爾泰山,與長春真人走的是同一路線,證明李志常記載的“深谷長坂”稱為hula’an daba’an。此地名當時或已有之,惟李志常等人不知耳。此外,明初出使西域的陳誠,有《過忽蘭打班》一詩[28],顯然也是hula’an daba’an的一種譯法。从地理上判斷,波塔寧(及丘處機)和陳誠所經hula’an daba’an,位置均更加偏西,與我們前面討論的“忽蘭荅班”並非一地,但可以證明hula’an daba’an為蒙古語中比較習見的地名。將《元史·兵志三》中的“忽蘭若班”校改為“忽蘭荅班”,是有根據的。

(原载

 

注释:



[1] 《元史》卷三四,中華書局,1976年,第749752頁。

[2] 黃溍著,王頲點校《黃溍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53頁。引文中“霑益州”在《四部叢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中原作“占冀州”,王頲已予校正。霑益州,見《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第1468頁,在今雲南宣威。

[3] 劉應李原編、詹有諒改編,郭聲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53454頁。

[4]《漢書》卷六四下,中華書局,1962年,第2830頁。

[5]《漢書》卷二五下,第1250頁。

[6] 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中華書局,1962年,第3738頁。參閱趙呂甫《雲南志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58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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