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于阗和敦煌的研究者来说，五代宋初的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既见于中原正史的记录，又在敦煌莫高窟留下了画像和题名，其事迹是研究者在讨论于阗年代或王统世系时渐次表彰出来的，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李圣天的形象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因此，本文拟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加之我们最新的一点心得，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对李圣天一生的事迹做一个总体的考察，希望大致描绘出他的历史全貌。
一、李圣天其名及其称号
五代宋初的汉文史料告诉我们，当时统治于阗的君主名叫“李圣天”，他“自称唐之宗属”[1]。查唐代史料，于阗“王姓尉迟氏”[2]，唐朝时期的于阗王和进入中原的于阗人大多姓尉迟。唐朝皇帝虽然曾给一些外蕃君王赐姓为“李”，但似乎从未赐李姓给于阗的尉迟家族，所以，李姓和“唐之宗属”应当都是李圣天的自称。从现存的于阗语文献来看，李圣天的于阗语名字是Viśa’ Saṃbhava[3]。Viśa’，也作Viśa，藏文作Bi dza ya，即汉文“尉迟”之语源。其名Saṃbhava与藏文典籍《于阗国授记》所列历史上若干于阗王名相同，学界一般汉译作“散跋婆”[4]。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8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吐蕃统治于阗期间，并没有改变于阗国的王统世系，而是采取了类似唐朝的羁縻统治，一方面派吐蕃军队驻守于阗，另一方面要求于阗称臣纳贡。另外我们也知道，李圣天的继承者是尉迟苏罗（Viśa’ Śūra，967～977年在位），再后为尉迟达磨（Viśa’ Dharma，978～982年在位），更后有尉迟僧伽罗摩（Viśa’ Samgrama，983～1006年在位）。也就是说，10世纪于阗王位仍为尉迟氏所执掌[5]。看来，李圣天本名Viśa’ Saṃbhava，在与敦煌归义军及中原王朝交往的时候，他采用汉式的李圣天一名。
作为于阗国的君主为何“自称唐之宗属”呢？细究史书记载，于阗王李圣天与李唐皇室具有某种姻亲关系倒也并非纯属子虚乌有。我们从新旧《唐书》的《尉迟胜传》知道，天宝中，于阗王尉迟胜曾入唐朝觐，“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尉迟胜亲率五千兵赴唐救援。安史乱后，他并未回国，而是让位于其弟尉迟曜，自己在长安修筑里第，穿凿池观，“盛饰林亭，以待宾客”[6]。尉迟胜入唐赴难以后直至8世纪末9世纪初，于阗为尉迟曜所统治。[7]唐德宗贞元初年，尉迟曜曾经上疏，称于阗“有国以来，代嫡承嗣”，希望让王位于时在长安的尉迟胜之子锐，但这一要求被尉迟胜坚决推辞。尉迟胜本人于贞元十年（794年）去世，以后尉迟胜之子是否回国即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李圣天在唐朝已经灭亡的情况下而“自称唐之宗属”，当不应纯属空穴来风。尉迟胜既曾娶唐玄宗之“宗室女”为妻，作为尉迟王族后裔的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大唐的声威并没有因为唐朝的灭亡而泯灭，吐谷浑、奚、粟特、沙陀、党项的首领都曾赐姓李氏，并延续下来。李圣天恐怕还是慑于昔日唐朝之声威而冒称李氏，[8]是“有意识地希望继承唐朝汉族政权在西域的某种政治遗产”[9]。
李圣天的于阗语本名是Vīśa’ Saṃbhava，这一点可由所谓《钢和泰杂卷》（Staë1-Holstein Miscellany）的于阗语文书部分来确定。该文书第32～33行记年份如下：
salī 10 4 māśtä siṃjsīṃja haḍā 20 ṣi’ kṣųṇä miṣḍāṃ ḡyastä hvaṃnä rruṃdä sarau viśa’ saṃbhatä
圣天、于阗狮子王尉迟散跋婆统治第14年，鸡年，Siṃjsīṃja月20日。[10]
学者已经论证，据这里的于阗王尉迟散跋婆（Saṃbhava）治下第14年为鸡年，可知其统治的元年正是汉文史籍记载的同庆元年（912年）猴年，14年相当于公元925年，于阗王即李圣天[11]。饶有意味的是，上引文字告诉我们，李圣天名字的“圣天”二字存在于其于阗语的称号之中，即miṣḍāṃ ḡyastä。Miṣḍāṃ为于阗语形容词形式，意为“神圣的”，ḡyastä意为“天、神”，佛教文献中常用来对译梵文的deva（天），两词合起来，即是“神圣之天神”，简称可作“圣天”。Miṣḍāṃ ḡyastä也作midäm jaśti，常被英译作gracious god，在于阗语文献中十分常见，很早就是于阗王的称号，也用作一种尊称来代指于阗国王。李圣天的名字“圣天”大概正本于此。[12]这一称号似也见于归义军时期的藏文文书P.t.1120v，作yu then gyi she zhin then [ce]“于阗之神圣天子”[13]。
在上引《钢和泰杂卷》中，李圣天的另一于阗语称号是“狮子王”（rruṃdä sarau），同文书第7行作sarau rruṃdä，藏文部分作lha rgyal po seng ge（狮子天王）、rgyal po seng’ge（狮子王）或seng’ge rgyal po（狮子王），意思相同。[14]Sarau是一个伊朗语词汇，意思与梵文Siṃha相同，即狮子。[15]这个称号的来源可能与藏文《于阗国授记》记载的唐代以前某位尉迟散瞿罗摩（Sang gra ma）王的一则事迹有关：“[王]英勇骁武，为抗击众多外敌，杀却众多生灵。尔后，出现一攻击人之狮子，军人击之，亦畏惧。国王单独与狮子博斗，擒而杀之，故得‘狮子’称号。”[16]《于阗国授记》还记载了另外两位名叫僧诃（Sing ha）的于阗王（按Singha的梵文还原作Siṃha，即狮子之意），皆很有作为，前者曾与疏勒王作战而败之[17]；后者据称曾至兜率天宮（dGa’ ldan），得睹弥勒圣容[18]。大概在于阗历史上，由于“狮子”王皆很英勇，“狮子”一词便渐渐成为授予英勇君主的一种称号。李圣天的于阗语称号中出现这个词并非偶然。
李圣天还被称作śiṃ kūṃ rruṃd nä rrre（“圣君、王中之王”）[19]。《天兴七年（956）十一月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状》言李圣天是“翼祥传圣之君，仁德盛明之主”，于阗语“圣君”二字来自汉语音译，大概即是“传圣之君”的意思吧。[20]“王中之王”的称号来源于印度，常见于贵霜王朝的钱币上，在和田出土的大约属于二三世纪的汉佉二体钱上，于阗王即有此尊称。[21]但据文欣研究，这个称号至晚从于阗王尉迟曜（Viśa’ Vāhaṃ，767－802？年在位）始即废弃不用。[22]从吐蕃统治时期至李圣天之前的于阗王亦皆未见此称号，李圣天重新使用此称号，似表明其有意恢复祖先荣光的雄心。
在汉文史料中，李圣天还被称为天子和皇帝，如莫高窟第98窟供养人题记写作“大圣大明天子”[23]，P.3016《天兴七年十一月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状》称作“菩萨天子”[24]，S.3180《请僧就衙设供疏》称作“大宝国皇帝”[25]，Dx.2148(1)《天寿二年九月弱婢员孃、祐定牒》称作“佛现皇帝”[26]等等。天子和皇帝一向为中原王朝的帝王所用，于阗王李圣天采用这两个称号，表明他是以一个独立王国之君主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知道，李圣天所处的10世纪前半叶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周边王国林立，联系到他以李为姓并“自称唐之宗属”，或许的确有希望继承唐朝在西域之某种政治遗产的意思。另一方面，于阗一向以佛教王国著称，940年到达于阗的后晋使者高居诲称于阗“俗喜鬼神而好佛”，李圣天之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27]“菩萨天子”一词有其对应的于阗语词汇，作baudhasattä ḡyastä[28]。前述敦煌藏文文书P.t.1120v也称李圣天为byang chu s[e]m pa’“菩萨”、she zhin rje ’phrul“圣神圣主”，《钢和泰杂卷》的藏文部分称他作lha rgyal po“天王”[29]。文欣认为，在和田出土的于阗语佛教文献中，ḡyastä常用来指称神佛，这个词被转用于于阗王，体现了于阗王的神圣性，说明在于阗人的认识里，他们的国王既是世俗之王，又是转世之神[30]。赤木崇敏进一步指出这些称谓当是来自“转轮王”（cakrrivarttä）的观念[31]。可以说，李圣天的各种称号体现了于阗传统的佛教思想与中原汉族王统思想的结合。
二、即位年代与同庆年号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供奉官张匡邺、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奉命出使于阗，两年后抵达，时于阗王李圣天在位，年号为“同庆二十九年”[32]。同庆二十九年既相当于公元940年，那么同庆元年当是912年，猴年。考虑到966年李圣天仍然在位，[33]912年应该是李圣天的即位之年。我们知道，于阗在8世纪末9世纪初开始受吐蕃统治，当时的于阗王是尉迟曜，他在767年正式继其兄尉迟胜为王，已知其治下最长的年数为36年，即公元802年。[34]而后继其位者为尉迟讫多（Viśa’ Kīrtta），已知其治下最长的年数是16年。[35]由于资料欠缺，再后的于阗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文欣总结麻札塔格（Mazar-Tagh）出土的于阗文文书指出，在尉迟讫多王之后、李圣天即位以前，至少有五位不同的于阗王，他们的统治年数加起来，确知者超过55年。[36]802年加上尉迟讫多王在位的16年再加上以后的55年，至少已到871年。我们知道，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Khri ’u’i dum brtan，809～842年在位）被刺身亡，吐蕃帝国随之崩溃；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举兵赶走吐蕃守将，861年张议潮率蕃汉兵收复凉州，吐蕃在敦煌及河陇的统治相继结束。865年仆固俊率部攻克西州等地，建立西州回鹘政权。虽然于阗具体在何时重新取得独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与周边各政权推翻吐蕃统治的时间大体一致。如果我们推测李圣天于912年即位不误，则于阗重新独立当在李圣天的父祖之时，只是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其具体情况。上述938年出使于阗的高居诲曾著《于阗国行程录》，虽然对“其往复所见山川诸国”记述颇详，但“不能道圣天世次”[37]。
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初，河西和西域的不同部族与王国之间持续争战，各个政权更替，势力不断被重组，李圣天即位的年代大概也不太平。《钢和泰杂卷》藏文部分在指称他时，用了一个别处未见之名，即Mun dmag trang。如同托玛斯所言，trang同’dren，意为“率领”[38]；dmag即“军队”；mun的基本含义是“黑暗”；合起来，Mun dmag trang的意思大概是“率领军队破灭黑暗的英勇将领”[39]。10世纪初期，于阗的北面和西面有西迁回鹘的势力，东部先后有璨微、仲云及其他吐蕃余部，高居诲《行程记》言：“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40]958年前往于阗的敦煌使者□富住还称李圣天“鸾驾亲征西幸”[41]。大概李圣天曾率领军队东征西战，故被称作Mun dmag trang。
“同庆”年号的于阗语，业经学者比定为thū khī[42]。按此词出自P.2027的书信体诗歌（epistolary poems）部分，作thū khī[*] kṣailmye kṣūṇa（thū khī六年）[43]。1956年贝利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到这首诗歌的部分文字，称诗人言及其父逝于“thū khī六年之吉时”[44]。1991年，熊本裕比较全面地将这首诗歌译成英文发表，从中我们得知诗人是一位在沙州的僧人，名叫Javendrākarasiṃha，他写作此诗的年代是猪年。在诗中，诗人表达他对家乡金国的思念，然后问候他的父亲ṣau Ṣanīra及其他亲友ṣau Kharäsanä、ṣau Śvāñaka、Aiyasa Kharūṣai、Li-tcai、rDo rje dpal Tcū-tcaka、Yuṃ ’Dro dpal、大德Nāgendra(dha)rmasiṃha和三藏Deve(ndra)siṃha等，祝他们尊体万福。诗人还说，他的父亲在“Thūkhī六年之吉时”出生（而非去世！），他愿诸佛、八大菩萨（haṣṭą baudhasątva）和八大守护神（haṣṭa jsā parvālā）护佑他。[45]
按诗人父亲之名Ṣanīra是一个十分常见的于阗语名字，比如Hedin 16尉迟曜统治第35年（801年）的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中即有此名，汉语部分作“瑟昵洛”[46]。据我们排比相关资料，这位瑟昵洛在785年以前任萨波（spāta），在8世纪末9世纪初于阗进入吐蕃统治之时，瑟昵洛从萨波官而升为ṣau官。[47]785年以前即任萨波官的瑟昵洛在他出生之世自然不会有thū khī年号，故可以排除和P.2027的ṣau Ṣanīra为同一人之可能性。另外，ṣau Kharäsanä见于同样出自敦煌的IOLKhot S.2（Ch.0042），可惜文书残破，我们仅知时在马年。另有“卑贱的仆人Kharasanaña”写给朝廷的报告，见于IOLKhot S.2（Ch.0043），不过这是一份学童练习本，我们从中无法获得可资断代的信息。[48]
不论如何，P.2027文书中被诗人问候的亲友除了于阗人名，还有汉人的名字（Li-tcai）[49]和吐蕃人的名字（rDo rje dpal Tcū-tcaka、Yuṃ ’Dro dpal），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于阗在先后被唐朝、吐蕃统治之后民族融合的情形。今天由于大量于阗语文书的刊布和释读，人们可以总结出，使用年号纪年的于阗语文书大体上属于10世纪。如果学者对10世纪天兴（950～963年）、天寿（963～966年）、天尊（967～977年）、中兴（978～982年）等于阗国年号的起讫年代比定不误，[50]从发音上考虑，thū khī二字作为年号最有可能比对的还是李圣天的同庆年号（912～949年）。[51]这一中原式样的、用汉字表示的年号的采用，在于阗历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我们知道此前的于阗王国自己不用年号，唐朝统治时期曾使用唐朝的年号，而李圣天之后的于阗则保持了使用汉字年号的做法。
三、交聘敦煌与和亲曹氏
已知于阗与敦煌交往的最早记录是在899～901年间，时有于阗使梁明明等一行在敦煌，[52]应是李圣天即位前的某位于阗王所派遣。此后直至920年未有记录，这大概是由于两地之间的道路为其他部族所阻隔的缘故。天复十年（910年）秋，张承奉创建西汉金山国后，曾派国相罗通达率兵征讨鄯善地区的璨微部落，S.4654《罗通达邈真赞》记述此事，有“于阗路阻，璨微艰危”的用语，可见当时两地的交通并不畅达。在911～914年之间，金山国屡遭甘州回鹘进攻，数度战败。914年，曹议金代张承奉执掌瓜沙政权，去敦煌国号，称归义军节度使留后，与甘州回鹘修好。916年，曹议金娶甘州回鹘天睦可汗女为妻，号圣天公主，随后得可汗旨准，首次遣使入贡中原朝廷。918年，梁朝遣使西至沙州，授曹议金节度使职。[53]看来，这些年敦煌自存不逮，无暇西顾。因此直至贞明六年（920年）六月始有沙州客将张幸端出使于阗的记录（P.2161-1）。
至于于阗方面，大概从未停止东行的尝试。《钢和泰杂卷》于阗语部分的年代在李圣天统治第14年、鸡年，即公元925年，其中提及于阗使末结心（’Bal rGyal sum）曾六次出使沙州，熟知沿途的所有城市，这次出使是第七次。他与其他使者一起在敦煌大修佛事，比如张都督（Cāṃttūttū）建瞿摩帝（Gūmattīra）佛塔，高过6米（20feet）；Ṣaṃdū朝拜了121个佛龛，为敦煌寺院共用去香油502升。[54]如此巨大数目的供养实非寻常。
在925年这些于阗使者来到沙州之时，正是归义军押衙翟奉达建造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并在甬道北壁绘制新样文殊的时候，新样文殊中出现了于阗王的形象，为一俊秀青年的样子，或许与这些使臣的到来有关。[55]虽然于阗守护神的形象早已出现在晚唐景福元年（892年）前后修建的莫高窟第9窟，[56]于阗王形象在220窟的出现仍然值得特别注意。220窟主室南壁整整一铺是佛教史迹画和瑞像图，其中表现于阗建国传说的毗沙门和舍利弗决海的情景占据了约1/4铺的画面空间，[57]其他与于阗有关的瑞像还有“迦叶如来从舍卫国腾空至于阗国”、“石佛应现于阗国时”、“释迦牟尼佛白檀真容从汉国来次（坎）城住”、“□毗婆尸佛从舍卫国腾空至于阗国时”、“濮州镶（铁） 至于阗国时”、“南无拘留孙佛 来住于阗国”、“北方从（？）□天王决海至于阗国”[58]。宁强先生认为，这些瑞像与于阗建国传说的画像以及新样文殊中出现的于阗王形象一起，反映了敦煌归义军希望加强与于阗外交联系的姿态。[59]联系到前述于阗使者在敦煌的盛大佛事活动，很有可能，925年是于阗与敦煌建立此后终10世纪未曾中断的亲善关系的重要开端。
925年以后，于阗与敦煌之间的往来开始增多，敦煌文书所见有931年沙州僧政范海印出使于阗（P.3718-2）；同年归义军押衙氾润宁、阴员住等充使往于阗（P.4638）等。933年十月，于阗宰相来敦煌（P.2704）。于阗的宰相亲自去敦煌，这大概是为次年于阗王李圣天娶曹议金女为后做准备。而两地建立婚姻关系后，联系益加紧密，人员往来频繁。从于阗方面来说，除一般使臣外，前往敦煌的还有太子、公主及僧侣、商人、工匠等。
四、遣使后晋与受封“大宝”
我们不知李圣天登位后从何时开始试图遣使与中原朝廷建立联系，时当乱世，河陇地区羌、龙、嗢末、回鹘、汉等民族杂处，路途梗阻。前述曹议金曾于916年遣使中原，然使者至凉州，即遭嗢末剽劫，无功而返。[60]又史载回鹘入贡后唐使也多为河西杂虏剽劫。[61]李圣天若曾遣使，大概也是同样结果。显然，于阗要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必须先通好河陇地方政权。934年，李圣天娶曹议金女为后，与敦煌归义军建立姻亲关系，这无疑是明智的举措。汉文史料记载，天福三年（938年）九月，李圣天所遣使臣马继荣、张再通、吴顺规等抵达后晋朝廷，贡献红盐、郁金、牦牛尾、玉毡等物。他们的身份分别是进奉使、检校太尉，使副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和监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同年十二月，晋授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张再通为卫尉卿，吴顺规为将作少监。[62]从中我们看到，于阗的使团中有主使（进奉使）、副使（使副）和监使（通事舍人），而在他们离开中原王朝之前，中原王朝还往往会授给他们荣誉官衔。这些使臣的名字都是汉名，可能是随着唐朝一百多年的统治而前往于阗的汉人军吏留下的后代，也可能是当地于阗人取的汉名。他们的官称都出自汉制，不知是为方便起见而暂时借用中原官称呢？还是于阗当时的职官制度就是如此。大概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由于当时于阗至中原约需时两年，这些使者大概在天福元年已从于阗出发。不过他们在后晋没有停留多少时间，天福三年九月他们抵达晋朝，十月晋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63]。十二月，晋廷又授使者各级职官，随之遣回，同时，晋以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髙居诲为判官，持节前往于阗，册封李圣天。次年秋，中原与于阗使团一起抵达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因患病不起，遣弟沙州刺史曹元深郊迎。[64]不论对于于阗还是敦煌，这真是一件大事。大约一年后，曹议金功德窟莫高窟第98窟内明显的位置上，绘制了大幅的李圣天及曹氏皇后的供养像，前者题名作“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65]。我们知道第98窟始建于后唐同光年间（923～925年），李圣天的供养像与题名均为后来的新作，这应当是在李圣天接受后晋使者的正式册封诏命后绘制的，李圣天体态雍容，气宇轩昂，头戴冕旒，身着衮服，腰佩玉剑，一副中原帝王的装扮，显然是大宝于阗国皇帝的样子。第98窟共绘有二百多身供养人，其中除曹氏家眷外，还绘有归义军的文臣武将、僧官大德，体现了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基础。[66]另一方面，该窟东壁门内南面北向第一身补画了于阗王李圣天，与东壁门内北面南向第一身原来既已绘制的曹议金回鹘夫人，布局对称，一代表于阗，一代表回鹘，则是反映了曹氏归义军的外交联盟。[67]
后晋的使者在于阗停留的时间较长，大概942年前后始踏上返程。李圣天遣都督刘再昇等随行。[68]敦煌出土文书表明，天福七年（942年）十一月张匡邺等与刘再昇至敦煌，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与之一同入晋朝贡。曹元深并请僧念经三日，祈求沙州专使得达中朝（P.4046）。这次途路较为平安，使者们一个月后即达晋廷。[69]次年春，刘再昇被授以怀化大将军官衔，尔后被遣回国。[70]
刘再昇之名也见于敦煌藏文文书P.t.1256v，作yu then gi pho nya li’u si-koug（“于阗使刘司空”），同行者另有其他十人，时间在猪年。由于“司空”之职衔高于“都督”，结合其他文书的记载，我们推测刘再昇此次出使敦煌的时间在951年。[71]他此次的身份全称似是“大宝于阗国进奉使司空刘再昇”[72]，所以他的使命仍然是前往中原王朝，进贡方物。
在刘再昇951年出使之前，于阗还派出另一批使者前往中原。汉文史书记载，乾祐元年（948年）五月，李圣天遣使臣王知铎、张文华、秦元宝、刘行立等抵达后汉朝廷。[73]这批使者曾于947年六月到达沙州，时在沙州的于阗太子及归义军官府皆曾设宴款待（P.2641）。948年六月，后汉朝廷分别授给他们检校司空、检校左右仆射、检校兵部尚书等职，[74]大概随后不久他们就启程回国。宋朝建立后，史载961年、965年、966年皆有于阗使“来贡方物”、“愿结欢好”[75]。看来，自938年以后，李圣天遣使中原的活动未曾停止。
最后谈一下李圣天统治时期于阗的国号问题。938年李圣天被后晋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于阗以“大宝国”为人所知，比如前述第98窟李圣天的题名中有“大宝于阗国”，951年出使中原王朝的刘再昇的身份是“大宝于阗国进奉使”；又956年敦煌的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称于阗为“龙庭大宝国”（P.3016）；961年的一份授戒牒称“大宝于阗国”（S.6264）；莫高窟第444窟有写于964年前后的“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供养”、“大宝于阗国皇太子琮原供养”等题记，直至966年前后李圣天去世，于阗一直被称为大宝国。[76]这一名称也反映在于阗语中，作ttayi pū yūttyenä kuhä：jinave或ttaya pau yūttyaina kūauha等，其中ttayi pū和ttaya pau都是对汉语“大宝”的音译。[77]过去这个看法曾受到某些学者的质疑，从而否定“大宝”国号具有年代学上的意义。[78]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仍然感到至少在汉文文书和敦煌洞窟题记中，“大宝国”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而被使用，代表着10世纪中叶于阗国的一个历史阶段。[79]
五、改元天兴与天寿
在同庆年号行用38年后，950年李圣天改元“天兴”，于阗文作thyenä hīṇa或thyaina hīja。学者们已经根据敦煌汉文文书和于阗语文书中带有天兴年号的纪年文书，判断出天兴共有十四年，从950年至963年。[80]天兴纪年的起始年份和与公元纪年对应的圆满考订，主要是依据S.6264《天兴十二年正月八日大宝于阗国匝摩寺八关戒牒》中的授戒师道圆与五代宋初往西天取经僧道圆的比定，以及于阗语文书IOL Khot S.25（Ch.c.002）中有thyenä hīṇa naumya kṣauṇa aśa salya ttuṃjera māśte dasamye haḍe（“天兴九年马年Ttuṃjārā月10日”）[81]和IOL Khot S.16（Ch.00272）有thyaina hīja tcaulasamyi kṣauṇa pvaisa salya kaja māśtai haṣpabe’stamyi haḍai（“天兴十四年猪年Kaja月28日”）的记载。[82]
虽然我们对改元天兴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既然年号使用汉字，那当然是用汉文的意思。“天兴”可以理解为天下兴旺，也就是说彼时于阗国蒸蒸日上，这或许说是李圣天统治下的于阗王国正处于最兴盛的时期，从以后与疏勒的征战来看，这样理解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关于天兴年间李圣天及其统治下的于阗，我们所知材料很少，上述两件于阗语文书以及另外一件记有“天兴九年马年Rarūya月19日”的文书（P.2028）[83]，内容都是习字一类，没有太多内容可言。但现存几条汉文材料似略微透露出一些信息。
P.3016v《天兴七年（956）十一月于阗回礼使索子全状》是归义军的于阗回礼使、都头、前寿昌县令索子全在于阗写给于阗国的指挥、都衙、都头等的状，所以使用了于阗的天兴纪年，文字如下：
奉辞奖擢关拜，恩辉睿泽，天波共同，台造敢竭万国之赆命，庆祚千里之山河，兆祝南山，怗然皎靖。爰于柒月柒日，告辞本道，星驰朔余，达于朝庭。捌月贰拾贰日，宣旨迎接接[84]，便令朝见。皇帝幸于暑宫。儛袖称臣，具奏本道回礼进贡大朝事，别勅宣问河隍道归义军使臣卿，于（予）虚受东朝之臣节，为朕国之血属，膺娉诸域，来朝万里，柱国良弼，并迈远昔，任土作贡，开天未有。仍选拣进贡皇后内殿筝妓，及添太常寺乐人，特回天。宣问皇后，于虚此理。何者，圣后所奏承天，骨肉庆幸。两朝所为，翼祥传圣之君，仁德盛明之主，乾坤再佑，菩萨天子，日月重明，兆民父母，所以不惧众云、炎摩多，将军将弓弩偻罗之人，尽命血战，不虑死生，但愿圣躬宝祚长春，紫陌成于洛驿。一仁有感，万国赖之，路不拾余（遗），万万余载，即臣妾之，后殿幸也。微臣子全……谨具朝觐回礼进贡龙庭大宝国事仪，岂敢隐匿。圣情超三迈五之化，乃文乃武披图，时惟不具。伏惟指挥、都衙、都头等，尊体起居万福，即日子全蒙恩（偏佑），伏惟顺时，柱国善佳（加）保重，卑情所望。不宣，伏惟察悉，谨状。
天兴柒年拾壹月 日于阗回礼史（使）内亲从都头前寿昌县令御史大夫检校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索子全状（钤“寿昌县印”）。
指挥等 挥右
谨空。[85]
索子全等一行于天兴七年（956年）七月七日离开敦煌，八月二十二日抵达于阗都城，朝见皇帝李圣天，并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姐姐——于阗国皇后致送了伎乐等礼物。李圣天在暑宫接见来使，受领贡物。状文对于阗国的“菩萨天子”倍加赞颂，甚至说“一仁有感，万国赖之，路不拾遗，万万余载”，虽然不无庾媚之嫌，但也是因为李圣天正处在如日中天的时代。
P.3016v保存的另一篇《天兴九年（958）九月西朝走马使□富住状》是归义军新受内亲侍、都头、西朝走马使□富住在于阗上给于阗国指挥都衙、宋都衙、周都衙、小宋都衙及两班诸都头等的报告，文称：
季秋霜冷，伏惟指挥都衙、宋都衙、周都衙、小宋都衙及两班诸都头等，尊体起居万福。即日富住蒙恩不审，近日拜别赞俌府庭，为社稷生灵，尊用何似，伏惟依时，倍佳（加）保治，卑情所望。于陆月贰拾壹日出于本道，沿路虽逄姧危贼寇，上下一行，并无折欠，其于国朝信物，亦无遗失，于柒月贰拾叁日得达西朝（于阗）。鸾（銮）驾亲征西幸，富住等至捌月拾壹日出迎接朝觐，奏奉本道太师令公（曹元忠）差充走马，奏回礼使索子全等贰人于伍月伍日入沙州，不逄贼寇，亦无折欠，宣诰军府内外官班僧道等，兴庆 钦奉皇恩，天高海阔，限以参俌，守职远方，不获朝觐。限以富住未获回走马参拜起居。伏惟照察，兼未及信物，谨状。
天兴玖年九月 日前检校银青光禄大夫新受内亲侍都头西朝走马使□富住状。
指挥都衙等阁下
谨空。[86]
这篇状文报告天兴七年出使于阗的索子全等已于本年五月五日还至敦煌。随后归义军又在六月二十六日派出□富住等一行出发，前往于阗，路上虽遇贼寇，但人员与信物都无损失。七月二十三日抵达，正巧遇到于阗皇帝銮驾西征。到八月十一日，才得以朝见于阗皇帝。据于阗语文书IOL Khot S.16（Ch.00272）和P.5538a文书，天兴十四年（963年）时于阗正与疏勒作战。[87]由此推测，958年李圣天“鸾驾亲征”的对象恐怕也是疏勒。文中把李圣天的率兵西征说成是“西幸”，班师回国即接见归义军使者，说明于阗与疏勒的战争虽然开始，于阗尚处在优势的地位。
S.6264《天兴十二年（961）正月八日大宝于阗国匝摩寺八关戒牒》是一件授戒牒，授戒师是“左街内殿讲经谈论兴教法性大师赐紫沙门道圆”，授戒弟子为曹清净。文书虽然发现于敦煌，但授戒的地点在“大宝于阗国匝摩寺”。匝摩，于阗文作Tcarma，藏文作Tsar ma，汉文又作赞摩、桚摩等。赞摩寺是于阗国兴建的第一座寺院，而且一直是于阗重要的寺院之一，而据P.2139《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保留的有关于阗佛教的传说，匝摩寺也是于阗佛法灭尽时最后一个毁灭的佛寺。[88]这次授戒活动，授戒弟子当不止一人，时间选在正月八日，也一定有其用意。此次授戒的主持人是从中原往天竺取经的高僧道圆，他当时称“左街内殿讲经谈论兴教法性大师赐紫沙门”，这应当是他在于阗受封的称号。高居诲称李圣天之居处“尝（常）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在天兴十二年前后，道圆大概正是李圣天身边的紫衣僧之一。两三年后，道圆与李圣天派遣的于阗使者一起东行，经过敦煌，最后在宋乾德三年（965年）十二月达到宋朝首都，道圆奉献贝叶经及舍利，“上喜，赐以紫衣及金币”[89]。这件牒文说明，到了李圣天时期，赞摩寺仍然是于阗重要的佛教寺院，其法会在国王李圣天的支持下隆重举行。李圣天还善于利用道圆这样中原西行取经的僧人，来沟通于阗与中原王朝的往来。
天兴十四年（963年），李圣天再次改元，号为“天寿”，于阗语作thyaina śīva。此名见于于阗语文书P.2928开头叙述年代的部分，作thyaina śīva dīde kṣuṇa gūha salye rarūya māśta dasamye haḍai（“天寿三年牛年rarūya月16日”）[90]。学界也已经圆满比定出天寿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这有赖于俄藏敦煌文书Дx.1400+Дx.2148+Дx.6069保存的几件天寿二年（964年）的牒状，特别是其中提到的从敦煌派去的使者“押衙安山胡”与P.2703v《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于阗王书》所提到的安山胡的比定。[91]天寿年号从963年延续到大概966年或967年李圣天去世为止。
至于李圣天在统治五十余年之后改元天寿的原因，当如同隋文帝在开皇二十年（600年）五十大寿时改元“仁寿”一样，目的是为自己颂寿。[92]
天寿纪年的文书，非常集中在天寿二年，除了上举俄藏Дx.1400+Дx.2148+Дx.6069号文书外，还有法藏P.4518(2)《天寿二年宝胜状》。综合这些文书的内容及归义军官府文书的记载，我们得知，天寿二年于阗与敦煌之间有着不寻常的紧密交往。这一年从正月至十月，归义军频繁地有供于阗使酒、宴请于阗使、衙内看于阗使等记录。留住敦煌的于阗太子、公主，由弱婢员孃、祐定伏佐（Дx.2148）；八月七日，有于阗太子三人至敦煌，在佛堂内供养诸佛（P.3184v）；九月，右马步都押衙张保勋也自沙州牒上于阗皇帝（Дx.1400），弱婢、祐定等则牒上于阗天女公主、宰相，切望发遣绢、画彩、钢铁、绀城细緤等，以供宕泉造窟（Дx.6069），还有新妇小娘子阴氏上于阗公主状（Дx.6069）等。[93]联系前述958年李圣天“鸾驾亲征西幸”和963年于阗与疏勒作战，那么，964年于阗太子在敦煌供养诸佛、祐定等在敦煌造窟，或许也是为战事未静而祈福，于阗国的太子和公主在敦煌生活自然是为躲避本国的战火，至于诸多“看于阗使”等记录，可能反映了李圣天派遣使臣东来寻求支持或建立进一步联盟的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近年吉田丰提出新说，认为天寿年号始于963年，终于965年。尔后“开运”（khąyi gyįnä）年号继之，始于965，终于967年，这是李圣天与曹氏之前的妻子所生的短命王子所用的年号。他还推测天寿年号也可能为另外一位短命王子所用的年号。[94]这一假说推测成分太多，我们将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取。
六、逝世与追念
汉文史料记载，宋乾德四年（966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95]。“德从”当作“从德”，他于967年即位为于阗王，年号天尊（thyena/thyainä tcūnä）。看来，李圣天是在966～967年的某个时间去世的。
敦煌汉文文书S.3180V记某年某月二十八日“就衙奉为大宝国皇帝百辰追念疏”[96]。“大宝国皇帝”显然指李圣天，“百辰”是指去世后百日，可见在他去逝之后，作为有姻亲关系的敦煌归义军官府也为他举行追念活动，而活动的地点是“衙”，这当指归义军官府的正衙，所以这里主持追念活动的不是别人，而是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
[1] 《宋史》卷四九○《于阗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6页。
[2]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于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5页。
[3] E.R.Pulleyblank，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Asia Major，New series，vol.4.1，1954，pp.90-91.
[4] 寺本婉雅：《于闐國史》，丁字屋書店，1921年，第22页。
[5]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原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37页。
[6] 《旧唐书》卷一四四《尉迟胜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24～3925页；《新唐书》卷一一〇《尉迟胜传》，第4127～4128页。
[7] 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原载《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240～263页。
[8] 荣新江：《九、十世纪于阗族属考辨》，《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9] 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8年6月，第23页。
[10] H.W.Bailey，The Staë1-Holstein Miscellany，Asia Major，New Series，vol.2，no.1，1951，pp.3-4，44.
[11] E.R.Pulleyblank，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pp.90-91.
[12] 详见荣新江：《九、十世纪于阗族属考辨》，第76～78页。
[13] 荣新江，朱丽双：《一组反映10世纪于阗与敦煌关系的藏文文书研究》，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待刊。
[14] H.W.Bailey，The Staë1-Holstein Miscellany，p.8.
[15] 荣新江：《九、十世纪于阗族属考辨》，第78～79页。
[16] 《于阗国授记》，德格版，叶182b1-2。参见R.E.Emmerick，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London，1967(简称TTK），pp.48-49；朱丽双：《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翻译与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出站报告，2011年，第55页。
[17] 同上，叶181b4-5。参见TTK，pp.44-47；朱丽双：《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翻译与研究》，第52页。
[18] 同上，叶183b2-5。参见TTK，pp.52-55；朱丽双：《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翻译与研究》，第57～58页。
[19] 出自于阗语文书P.3510《从德太子发愿文》。转写见H.W.Bailey，Khotanese Buddhist Texts，revised editio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52；英译见R.E.Emmrick，The Verses of Prince Tcūṃ-ttehi，Studia Iranica，9.2，1980，pp.188.
[20] 张广达，荣新江：《敦煌文书P.3510（于阗文）〈从德太子发愿文〉（拟）及其年代——〈关于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一文的补充》，原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此据《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43页。
[21] 夏鼐：《“和阗马钱”考》，原载《文物》1962年第7～8期；收入《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17页；林梅村：《佉卢文及汉佉二体钱所记于阗大王考》，《文物》1987年第2期；同作者：《再论汉佉二体钱》，《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
[22] 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第15～23页。按文欣引用P.4099《文殊师利无我化身经》的题记说明李圣天曾用过“王中之王”的称号，但此题记写作时，李圣天已经逝世。
[23]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24]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30页。
[25] 同上，第75页。
[26] 同上，第292页。
[27]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中华书局，1974年，第918页。
[28] H.W.Bailey，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pp.4，44.
[29] 荣新江，朱丽双：《一组反映10世纪于阗与敦煌关系的藏文文书研究》，待刊。
[30] 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第29页。
[31] 参见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第29页。
[32]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917页。
[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是岁[乾德四年（966）]，于阗国王李圣天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中华书局，1979年，第167页。
[34] 张广达，荣新江：《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246～260页。
[35] 荣新江，朱丽双：《七至八世纪于阗王考》，待刊。
[36] 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第18～20页。
[37]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917页。
[38] F.W.Thomas and S.Konow，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Publications of the Indian Institute I.3：Oslo Et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III.3，1929，p.129.
[39] 荣新江，朱丽双：《一组反映10世纪于阗与敦煌关系的藏文文书研究》，待刊。
[40]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917～918页。
[41]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第31～32页。
[42] Pulleybank，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p.94.
[43] H.W.Bailey，Khotanese Texts，vol.II，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p.80；H.Kumamoto，Some Khotanese Letters in Verse，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s Papers，12，1991，p.63.
[44] H.W.Bailey，Iranian Miṣṣa，Indian Bīja，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8.1，1956，p.33.
[45] H.Kumamoto，Some Khotanese Letters in Verse，pp.61-68.
[46] H.W.Bailey，Khotanese Texts，vol.IV，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p.106～107，175，178.
[47] 荣新江，朱丽双：《七至八世纪于阗王考》，待刊。
48] P.O.Skjærvø，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London：British Library Publishing，2002，pp.480-483.See also H.Kumamoto，Some Khotanese Letters in Verse，p.69.
[49] H.Kumamoto，Some Khotanese Letters in Verse，p.70.
[50] 参见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第36页。
[51] 当然，仅据发音相似难以作为定论，特别是确认为李圣天统治第14年、鸡年的《钢和泰杂卷》的于阗语部分没有出现此词（H.W.Bailey，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pp.3-4，44；Idem，Khotanese Texts，vol.II，p.74.）这一点颇令人难以释怀。由于我们不能排除912年以前和982年以后的于阗王使用年号的可能性，所以若要完全确定同庆=thū khī，仍然有待新材料的出现。
[52]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第610页。
[53] 以上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16页。
[54] H.W.Bailey，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pp.44.
[55]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52～253页；Ning Qiang，Diplomatic Icons：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s of Khotanese Images in Dunhuang Cave 220[WTBZ]，Oriental Art，44.4，1998，pp.13-14；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56] 荣新江，朱丽双：《图文互证——于阗八大守护神新探》，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合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190～218页。
[57] Ning Qiang，Diplomatic Icons：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s of Khotanese Images in Dunhuang Cave 220，pp.8，12-13.
[58]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s，II，Paris：Collège de France，1983，pp.33～34.参见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183页。按220窟主室南壁瑞像图在1943年为剥出下层初唐时期的经变画而破坏，今天只能靠伯希和、罗寄梅拍摄的照片和伯希和记录的部分榜题了解其概貌。
[59] Ning Qiang，Diplomatic Icons：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s of Khotanese Images in Dunhuang Cave 220，pp.15.
[60]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5、20页。
[61] 《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中华书局，1982年，第11595页。
[62] 《旧五代史》卷七七《晋高祖纪》，第1021～1023页；《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第83页；《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917页；《五代会要》卷二九，中华书局，1998年，第355～356页。
[63] 《旧五代史》卷七七《晋高祖纪》，第1021页；《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第83页。
[64]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917页。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2页。
[65]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32页。
[66]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41～243页。
[67] 参见Ning Qiang，Diplomatic Icons：Social and Political Meanings of Khotanese Images in Dunhuang Cave 220，pp.13-15；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研究》，第28～29页。
[68]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919页。
[69] 《旧五代史》卷八一《晋少帝纪》，第1074页；《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纪》，第91页。
[70] 《旧五代史》卷八一《晋少帝纪》，第1075页。“刘再昇”误作“刘再成”。
[71] 荣新江，朱丽双：《一组反映10世纪于阗与敦煌关系的藏文文书研究》，待刊。
[72] 此为P.5535于阗体梵文《陀罗尼咒》后的汉文题记。见张广达、荣新江：《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原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146页。
[73]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918页；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九，第464～465页。
[74]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九，第464～465页。
[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第56页；卷六，第154、161页；卷七，第167页；《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蕃夷四，第7714页；蕃夷七，第7840、7841页；释道二，第7891页。
[76]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第21～22页。
[77] H.W.Bailey，Khotanse Texts，vol.II，pp.85-86.参见H.W.Baiey，Hvatanica IV，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0.2，1942，p.919；Idem，“Altun Kha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30.1，1967，p.102.
[78] H.Kumamoto，Some Problems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in Studia Grammatica Iranica.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eds.R.Schmitt & P.O.Skjærvø，München，1986，pp.227-230.
[79] 参见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原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73～75页。
[80] 井ノ口泰淳《ウテン語資料によるViśa王家の系譜と年代》，《龍谷大學論集》第364号，1960年，第36～37页；收入作者《中央アジアの言語と佛教》，法藏館，1995年，第217～238页；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第32～58页。
[81] IOL Khot S.25 (Ch.c.002)，P.O.Skjærvø，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p.533，另见H.W.Bailey，Codices Khotanenses：India Office Library Oh.ii 002，Oh.ii 003，Oh.00274 reproduced in facsimil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W.Bailey，Copenhagen：Levin and Munksgaard，Ejnar Munksgaard，1938，Introduction，p.xi，井ノ口泰淳《ウテン語資料によるViśa王家の系譜と年代》，第36页和第42页注55（汉译见荣新江：《于阗语资料所记之尉迟王家的系谱和年代》，《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82] P.O.Skjærvø，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p.518.
[83] H.W.Bailey，Khotanse Texts，vol.II，p.82，lines 88-90；H.Kumamota，Miscellaneous Khotanese Documents from the Pelliot Collection，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s Papers，14，1995，pp.239-242.
[84] 衍一“接”字。
[85] 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62页。
[86] 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第62～63页。
[87] H.W.Bailey，Śrī Viśą Śūra and Ta-uang，Aisa Major，new series，XI.1，1964，p.19；P.O.Skjærvø，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p.518.
[88] 参看张广达，荣新江：《于阗佛寺志》，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225～228页。P.2139《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和与之内容相同的敦煌藏文本IOL Tib J 597、598和601.2《于阗阿罗汉授记》的最新整理本，见朱丽双：《〈于阗阿罗汉授记〉对勘与研究》，同书编辑委员会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第605～676页。
[89] 《宋会要辑稿》道释二所记大致同，第7891页。
[90] 张广达，荣新江：《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1987年；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118～148页。
[91] J.Hamilton，Les Règnes Khotanais Entre 851 et 1001，in M.Soymié ed，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Hautes études orientales 10)，1979，pp.49-54；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第34页。
[92]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第35页。
[93] 参看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第146页；张广达，荣新江：《10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原载《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第297～298页。
[94] 荣新江，广中智之译：《有关和田出土8～9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二）》，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7～98页。
[9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第167页。
[96] 图版见沙知、艾兰等主编：《英藏敦煌文献》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